《傅斯年》札记——兼论史学、新闻学……无用

北大/新文化运动时期 1913-1919

傅斯年于1913年进入北大预科，1916年秋升入本科国文系。

傅斯年是国文系唯一一个加入新文化团体的成员，常常受到同学的威胁。因为他的转变太快，加入新文化团体时，人们曾怀疑他是保守派的奸细。p29

新潮社和国故社之间的对抗最具戏剧性。两者都由学生主持， 都受到蔡元培的资助，并且安排在相邻的房间中。两者之间的对抗冲突非常激烈，以至于社员们为了应付意外的争执常常将刀子带在身上。p31

新潮社是政治改革派和文化激进派。国民社是政治激进派和文化改革派。新潮社前者措辞较温和，国民社则很激进；新潮社用白话文，国民社用文言文。《新潮》的目的是影响中等学校的学生，但它的读者包括从中学生到教授。国民社的目标是普通民众。p33、p35

李大钊的影响：罗家伦和傅斯年宣称俄国革命已经代替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模式是全世界的希望，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p27

胡适的影响：政治改良。

在欧洲学习后，傅斯年没有写任何关于改造社会的文章。他成为胡适而不是李大钊或陈独秀的追随者。p51

新文化运动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傅斯年观念的形成是相当缺乏系统的。他有一些思想不是原创性的，而是从胡适、鲁迅、周作人和陈独秀那里继承而来，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p37

欧洲留学时期 1919-1926

傅斯年1919毕业后赴欧洲留学，在伦敦大学的心理学系注册，攻读大学本科的课程。p61

在对实验心理学，尤其是集体心理学的幻想破灭之后，傅斯年放弃了他要成为心理学家的梦想。

1923年6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去柏林，又一次作为本科生在柏林大学人文学院注册。

傅斯年的理想是将科学的解释扩大到社会现象上去。可以确认有四个方面对他在欧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即在人文研究中运用统计学、实证主义、兰克实证学派和比较语言学。p65

在柏林，傅斯年从未修过历史课。他广泛地听课，包括逻辑、医学心理学、人类学、梵文和语音学等。从1924年下半年起，傅斯年的兴趣转向德国史学传统，尤其是兰克学派。但当他在柏林的时候，历史相对论等主题正处于激辩之中，而兰克学派在德国已经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傅斯年选择兰克而不是别的历史学家作为主要榜样，映照出他倾向于追求一种客观、科学、严密的史学。这种新的兴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代考据学。p69

在1925年和1926年间，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东方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取向，回归到他最熟悉的领域之中。

傅斯年认为，与其用大部分时间写学位论文，还不如利用这珍贵的机会尽可能多学知识。因此7年留学时间，傅斯年没有获得学位。胡适说“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

史语所时期 1927-1937

当傅斯年的学术研究转向东方学和历史语言学时，他渴望将东方学的中心带回北。

傅斯年1926年冬回国时，先在中山大学工作，建立了中山大学文学院与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迁往北京。

史料学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我们最注意新资料的获得……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非书面/文本史料、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学者除了在书斋中读书，还应该拿着工具挖掘和四处搜寻。史语所将其范围扩大到遥远的山区和乡村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实物。

安阳殷墟与明清档案两事尤可见傅斯年之高明处。

• 安阳殷墟的发掘 1928-1937

傅斯年在1928年派董作宾到安阳考察甲骨遗存。此前罗振玉也曾多次赴安阳，搜罗了许多甲骨，以致“宝藏几空”。董作宾去的时候，在三十六个地方试掘十三天，只发现一小部分甲骨，认为可以放弃这个计划。罗、董皆无考古学背景，故只重视甲骨。p334

李济就说：晏堂此次发掘，虽较罗振玉略高一筹，而对于地层一无记载。除甲骨文外，概视为副品，其所谓副品者，有唐磁，有汉简，有商周铜石器，有冲积期之牛角，有三门纪之蚌壳，观之令人眼忙。

安阳发现公布后，疑古派立刻放弃了一些他们较激进的假设。胡适就说要信古。

• 明清内阁档案

1909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1910年大库修毕，实录、圣训仍送回大库保存，而档案和书籍，因张之洞之请，没有送回。章梫偶于残书中得宋人玉牒写本残叶，影印以呈张之洞。张之洞请教于罗振玉。罗振玉认为，内阁大库
是明代文渊阁故址，则其中藏书必多。宜归部保存，备将来贮之图书馆。张之洞于是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学部图书馆；其余档案，阁议以“无用旧档”奏请焚毁。同时张之洞派罗振玉前去整理书籍。罗振玉整理时“见红本高若丘阜”，告诉张之洞不应毁弃。最终档案装了8000麻袋，分藏两处，案卷之类置于国子监南学，试卷之类置于学部大堂后楼。

1912年，历史博物馆接收存放于国子监的档案。1919年，存放于学部大堂后楼的2000麻袋明清档案也交由历史博物馆。

1918年教育部长傅增湘派鲁迅去视察这座“小山”式的纸堆，虽然鲁迅对这些文件的悲惨处境发表了意见，但是并没有建议采取相应措施。当时的藏书家大都在寻找档案中的宋版书。p103

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预算赤字，将150吨的内阁档案作为废纸卖给造纸厂。造纸厂流散出小部分到书商、个人手中。罗振玉以三倍的价格买下了剩余的资料，整理后出版了《史料丛刊初编》。罗振玉所收大部分又转卖给李盛铎。李盛铎将其转卖给史语所的时候，约定如果其中有宋版书，仍归李盛铎所有。傅斯年说则宋版书对史语所毫无价值。陈寅恪亦说，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更详细的档案散播情况，可参看李守义：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播迁纪略。以及八千麻袋事件：视如废纸的内阁大库档案如何入藏史语所。

不过，当后来耗费大量人力整理这批档案而无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时，傅斯年会有所感叹，李济遂询以：“难道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p340这一点有些好笑。

东夷西夏 多元起源

蒙文通在1927年，傅斯年在1934年，徐旭生在1943年，都提出了中国古史的多元论。

蒙文通比较了各种正统的和非正统的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他发现，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可以辨别出三种不同的叙述方式。由此，蒙文通得出结论，在古代中国古代民族分为三系，他们同时存在，共同形成了古代中国文明。p118

徐旭生：含有混乱纠结的神话和传说的文献更接近于古代史实，而那些面目整齐有序的文献几乎肯定被“人化”过，即经历了西方学者称为“神话入于历史”。p118

徐旭生认为一元论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了解多元起源的实际史事，将各种“不逗头”的人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一脉相承的系统。这不是故意伪造，而是因为古代知识的不完备。各种“不逗头”的现象根源于古代中国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族群之间的差异。p118

1935年，傅斯年发表了《夷夏东西说》。东部与西部的对峙成为三代历史背后的推动力。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后来，周兴起于西方并征服商，仍是东西对峙之局。p125

总体上东胜西之事较少，而西胜东之事甚多。其中原因很多．综而言之，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而西方的武力更强。p125文化中心一直在东方的齐鲁之地。

三代是一个平安和谐世界的想象及其与之相联的道德垂训被一举击碎；三代本是一个充满纷争、阴谋和对抗的时代。p127

傅斯年质疑了传统的周文化中心论，他认为，中国文明中心恰如希腊之于西方文明者，是东部沿海的夷和商，而不是周。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向是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发展。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p127）。

傅斯年给商文化更高的地位，反对儒家经典中周成为中华文明的创造者或守护者这一形象。他称赞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最坏的一个统治者”封王是一 个“能爱”、“多力”和“多好”的人―总之是“一大英雄”，但 “爱”、“力”和“好”并非正面的传统价值，这种重新评价只有在新 文化运动后才能出现。傅斯年在完成商周对抗史的研究后写道：“周之方面，毫无良德，父子不兼容，然狠而有计算；一群的北虏，自有北虏的品德”。 p134

针对古史伪造说，傅斯年认为疑古者没有考虑到在文献转换过程中的篡入和讹误。先秦的文献是由汉代学者转手传递下来，因为汉人去古已甚远，他们在整理编订工作中不可能一直保持客观。虽然汉代的学者确实犯过错误，但他们很少处心积虑地伪造。应将文体看作随时间演变的结果。那些相信某人创造了某种文体的人，实际忽视了这些文体的发展演变进程。p130虽无刻意伪造，一些删改还是有的。傅斯年相信，为适合儒家的典训，儒者通过弥合歧异与矛盾、伦理化一些“不道德”的叙述等方式修改了古代文献。p131

性命古训辩证 1937

阮元作《性命古训》，遵循戴震、段玉裁等人的路径，对经典中涉及的内在道德情感则弃置不论。

阮元与傅斯年之间的延续性，尤其在他们对内省式哲学的敌意方面（去伦理化），表现得非常明显。 p143

内省的道德传统在20世纪20年代仍十分繁盛。胡适在1924年观察到，传统的内省道德哲学正在复兴。他发现这种 哲学的信徒拥护“内心生活”、“良知哲学”、“唯识论”或以“直觉”说仁。鲁道夫·奥伊肯和柏格森的哲学被介绍进来，以做陆象山-王阳明哲学的援兵。胡适将这看作是对民族未来的破坏。p143按：鲁道夫·奥伊肯的《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读了一部分，完全没懂。两者虽然都有唯心的成分，但柏格森在当时中国很火或许还与进化论有关。当时中国渴望进步，因而对罗素的和平主义思想不感冒。不过若如徐中约所说，要摧毁儒家，为何奥伊肯这种生命哲学会与陆王心学合流？

傅斯年认为“性”这个字在古代文献和金文中，几乎总是以 “生”字的形式出现，在原始儒学中只是自然的概念，并无内在的道德含义。“命”字起源于“令”，意指由上天指 定之事物；它并未承载着任何“命运”之义。p148

性和命两字未曾在西周文献中出现过。虽然这两个字表现的观念和它们现在的形式很可能追溯到东周，但直到汉代“命”和“性”才完全替代了原始的书写形式“令”和“生”。p148

“性” 字以“生”的形式出现，意谓自然性的人生，全无任何必然的道德 内涵；“命”以“令”的形式出现，意思就是自天而来的任意指令， 或者其他某种威权，给人的命运留下的空间微乎其微。p149

《论语》中只使用了“生”字，孔子并没有把人性定义为道德良善的意识，也就没有人生而性善这种思想。“性”字具有内省道德意义的内涵是孟子后来发展出来的，因而背离了孔子的思想。荀子主张的人性论才是儒家正统。p149

汉儒所持的人性二元说，不论其思想是“善恶混”还是“善恶二元论”，实际上都与孔子和荀子的学说相吻 合。这是中国本土的传统，为李翱所重新发现。p152

韩愈和朱熹都最不愿意接受人生而性善的理论。朱子注《孟子》，遇性善论时，便多所发挥。其对《孟子》的大多数注解皆似推阐而实修正，内违异而外迁就。p152

傅斯年重新诠释了儒家哲学史，一方面强调荀子传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抨击孟子的内省式道德哲学。傅斯年之所以赞扬荀子，是因为他“绝不取内心论者任何一端以为说” 。p141

晚年1937-1950

在傅斯年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源于思想的内在紧张成为一种主要的动力，几乎驱使他放弃学术工作而投身于各种各样的国家事务中。傅斯年再也役有出版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p186

自1938年起，傅斯年就一直在弹劾孔祥熙。直到1945年，才让孔祥熙辞去三个职位。“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总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p195

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傅斯年被蒋介石叫来处理学生游行，劝学生停止罢课。

按：其实发生这么多事，明眼人都知道蒋介石靠不住。傅斯年身在历史中，反而未能看清蒋这个人。或者说，他认为，如果没有蒋，中国只会更坏（p224）。1949年还差点因蒋的失败而自杀。

国民党严重的威权主义只给自由主义者留下了极小的余地来行使其批判和抗议的权力。国民党党派专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基础当然是讨论和批评的禁区。在这样的情势下，傅斯年只能攻击政治人物而不触及政治框架。这导致他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他们通过攻击宰相来抗议独裁统治，却不去触动王朝的中心，而不像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那样扮演一个忠实的政治反对派的角色。p235

傅斯年在晚年，抛弃朴素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回归了孟子的传统。他承认他已经日渐赞同“心性的”观点，并为自己以前偏唯物主义的学识感到悔悟。p221

1949年，他要求台大一年级的新生读《孟子》，并设立一“孟子心得奖”来奖励关于《孟子》一书的优秀论文。

胡适和傅斯年都感到，在生命危机时，他们青年时代赞许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太枯燥了，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漠不相关，再也不能作为支撑他们生命的源泉。傅斯年坦白说，在经历了1941年生与死的较量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皈依了前近代的中国道德传统。p223

一团矛盾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

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两三千年的历史……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

这两句自述可以说是很好地概括了傅斯年的性格。其矛盾的实质，是其爱国之心。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一个民族主义者可能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在右翼狂热主义与左翼极端主义之间摇摆不定。p228

傅斯年在一次醉酒后，说出了他的愿望：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他对洋人的敌意与他家乡村中的拳民十分相似。但是，他打败西方人的计划又需要他向西方学习；爱国主义和反传统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p177

因此，他所爱的他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p58），形成了他矛盾的一生。

• 家庭-“四海无家，六亲不认”

傅斯年在1919年宣称“家为万恶之源”。p16“哪里有不杀人的伦理和名教”。

中国的家庭束缚了家庭成员的个人发展。傅斯年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只有有责任感的个人才能发展成为健全的现代公民。p43

他鼓励人们将父母、兄弟和妻子的意见置之不理，完全依照个人自己心志的命令行事。他甚至鼓励人们独身。p43

but，傅斯年的母亲一旦生气，他就要跪上一整天。p17

• 婚姻

傅斯年在北大时已与丁馥萃结婚，留学欧洲时丁馥萃陪侍在他母亲身边。1934年，傅斯年遇到俞大綵，便借了一大笔钱作为丁馥萃的赡养费而与其离婚。p83

• 客观的史学/史学与现实

1895之后，学术必须与现实关怀分离。学术自立―亦即为学术而学术―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信念。严复、章太炎、王国维、吴稚晖、蔡元培皆倡之。p4按：虽然同样提倡学术与政治分离，但不从政的只有王国维。章与蔡明显不同。章与梁在政治上，只能说是十分可惜。蔡看得更清楚，不轻易妥协，同时专注于教育事业，因而贡献更大。

作为专业史学家，学者们通常被期望为价值中立、不轻下判断而态度超然。但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大多数学者都遭遇到两方面的困境，即学术对现实的指导和学术的意义。p110

梁启超鼓吹的“新史学”，试图使他们的关怀以某种方式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宣传唯物史观的左派史家热切地争辩中国社会性质问题。p92

傅斯年规定，史语所的目标不是刻意给人民以光明的希望，而是客观地揭示民族的过去；并且不对政治施加影响。他的神圣使命是推动绝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和建立自主的研究领域。应用性是重要的，但那必须是学术研究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以为现实目的服务。p157有意识地使历史研究有用不是史语所的目的。p92

“二十年不谈政治”；“作学问不问实际应用”；“拯救国家的惟一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p231因此，没有一个史语所成员参与政治事务。p92

对具有传统眼光的史家而言（如柳诒徵、缪凤林），知识的性质不仅仅只是知识本身那样狭窄。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思想，即学问只是满足自身的目的，而与世俗利害无关。无论是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镜子，还是作为社会的向导，历史研究都应与现实用处相关。他们对史语所缺乏对民族历史的全面综合观点表示蔑视。在他们的预设中，研究应是整体和全面的，从宏观走向微观―而不是相反。这样，虽然他们可能采用新式学者的研究方式（即对细小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但仍强调他们的研究不会停留在细节上。p108

but，为了响应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民族危机，傅斯年仓促编写了肤浅而主观的《东北史纲》，以反驳日本人关于东 北不是中国本土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宣传。这本书相当浮泛，表现 出对他学术理念的偏离，但是尖锐的民族危机迫使他将其出版。p233

虽然傅斯年提倡“忠于事实”的原则，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谴责费孝通、顾颉刚等人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并建议他们应该停止，因为西南少数 民族有着不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历史事实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傅斯年批评他们是“无聊”学者，假学术之名来“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p200

• 自由与经济平等

理想的国家应该是一个自由和经济平等并存的国家，因为只有两者之一而没有另一方的国家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拥有温和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是傅斯年的乌托邦。p219

资本主义一直在槛用自由主义来剥削人民，并已经造成了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帝国主义是它的自然产物。一个自由主义者必须深切关注经济平等，没有经济平等，自由主义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p219

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他们不能同时要求自由和经济平等。许多人，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而转向自由主义。傅斯年看法中这种转变是很明显的。他决定，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会有平等。自由应该高于平等。到1949年，他进而转变立场写道：为了获得自由，暂时放弃经济平等也是理所应当的。p220、p236

无用之论

了解了傅斯年对史学/史料无用的态度，以及其自身的行为。我们可以对无用有一点思考。

首先，我们的思维似乎难以想象有什么事是完全无用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8）。有用无用只是判断标准不同。所以藏书家重视宋版，而傅斯年陈寅恪重视档案。不龜手之藥……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逍遥游》

即使是大树之无用，也可供人寝卧。而对于任一学问，只要能自得其乐，便是有用。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鄕，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

其次，有用又可分为对社会有用与对个人有用。两者不一定统一。像史语所那些人，绝对不会质疑史学对个人无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抵抗侵略不如上战场那么有用。当下的情况，人们似乎偏向于选择对个人更加有用的，因此土木这些有用的工科也劝退。然而，潜意识里还是希望对社会有用，因而也与傅斯年一样，颇多矛盾。就像有人说的，基建狂魔与工地牛马存在于同一地方。

从对个人有用的角度来说，所有专业都是一样的。从对社会有用的角度来说，文科类确实不如理工科那样清晰而迅速。

再次，许多人用无用乃大用来反驳。这可以理解为短期的有用与长期的有用。两者都是功利主义，且偏向于社会有用的方面，不过眼光长短不同。毕竟咱没有全知视角，无法判断某一事物对在以后能有多大的用处。多元的社会，本身也应当允许存在对社会无用的东西。正如傅斯年所说，有用仅是其自然结果，而不必刻意追求。

最后，有用便可高枕无忧吗？

『昨日山木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山木》

有用与无用都是暂时的。山木有用，故而自𡨥，但在未长成之前，必会被好好呵护。不材无用，也只是暂时苟活，倘若要修路，便会被连根拔起。所以材与不材之间，故未免乎累。这跟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有的时候，仅仅享受追求知识的乐趣，不求有用，反而能接近真知。有的时候，正是抱着有用于社会的目的而去追求知识，也能有所贡献。有的时候，无用即是有害。有的时候，有用也会导致害处。两难之处，实在令人苦恼。

新闻学无用

自张雪峰劝退新闻学之后，各种言论就出来了。有的说得好，我觉得不需要我重复一遍；有的说得狗屁，我不屑于反驳。因此从未表达过观点。在这里，我同样不会judge各种言论，而是说一些我所见闻的故事。读者可有自己的判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2020年起，取消本科招生。我们不能仅从此点得出结论，说新闻传播学专业没用。因为其扩大了硕士研究生规模。或许只能说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无用。如果所有大学都学习清华呢？希望张小强可以给个答案。如果可以，那么与张雪峰就不存在矛盾。

关于“今年我这边毕业的研究生，三个考入公务员系统……”、“进，可以自主创业、到互联网大厂，退，可以考公务员，到国有企业。”。就是没一个做学术的。我不认为这种就业状况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好事。虽然对个人可以是好事。且本科与研究生的新闻学也不可相提并论。当初专业分流的时候，系主任说网新是蓝海，结果毕业的时候互联网公司就开始裁员了。几年之后的就业状况，还真不好说。十多年前的新闻自然不错。近几年的各大事件中的媒体，颇为人诟病。

关于“吃着传播的饭，砸着传播的锅”。新传新传，大众一般只知新闻，不知传播。张雪峰的言论里就没提传播学，反而说了自媒体的重要。就算不是做学术，界定概念也是必要的。新闻与传播更应当解绑。建议传播学并入社会学院，新闻学单独或者并入马院。

关于“新闻专业能文能武”。人大某传播学讲师在微博曾言：想学python，结果学不下去。（大意如此，现微博已半年可见）教师尚且如此，如何让学生学习硬技能与理工知识？虽然我那不太好的学校确实安排了高数、统计学、编程课程。但我对学生的掌握情况表示悲观。

或许只有张教授本人工学本硕，法学博士才能说能文能武。新闻传播学当然欢迎跨学科人才。比如新闻法（这是能说的吗？）、传播法（如网络暴力、隐私等）都是当下急切的问题。

关于让张雪峰发c刊。某知名学者，一月一篇c刊，多数是和学生合作的，追的都是热点：元宇宙，chatgpt。个人对于此种行为是敬而远之的。前面说过，某讲师没把python学下去，因此，我也就怀疑，没写过代码的人，谈论的网络技术能有多深刻？chatgpt也就罢了，元宇宙明显是一个商人的骗局，用VR、AR又不影响，为啥非要凑上去？再次，一月一篇的文章，能有多好？几十年后能留下来多少？（当然，这是我对著作等身的厌恶所形成的偏见，不代表实际情况）目前新闻传播学，一本值得流传后世的著作都没有。

另外，没写过代码的人，能否谈论网络技术这一点，还有个故事。某新闻学退休教授，19年才开通微信，然而却编写过《网络与新媒体概论》。ta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知道。（此信息来源于微博，目前已不可见。）

关于舆论。目光所及，大部分个人支持张雪峰。小部分业界/学界支持张小强。让我想到之前某长江学者微博被禁言。搞传播理论/舆情分析的，在传播上惹了众怒。现在已有一些传播学老师做视频。有些播放数据还不错。这对于这些老师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自然不会像张雪峰那样上心。

关于新闻理想。我一同学，受白岩松的影响，报了本专业，然后转考法硕去了。其实谈理想的，很容易被反噬。什么书店理想、新闻理想。时代不同了嘛。所谓凭爱好选专业，对高中生是个伪命题。高中生要在一个月内了解大学的那么多专业，除非从小耳濡目染或有非常明确的方向，不然也就是遵循脑中的社会想象（这也是跟考研的本质区别）。建立于白岩松、柴静等人之上的社会想象自然是不牢固的。因此，只要设定合适的门槛，本科应当允许有多次转专业的权利。

其他

• 史学与哲学

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哲学家总是努力使人脱离人性，而西方人却被推动去接近人性。儒家，特别是宋明儒学，引导人们脱离社会现实和人生现状是极其错误的，导致中国文化脱离了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p38

傅斯年认为，中国哲学家对这一词汇（人性）和概念漠不关心。达尔文及弗洛伊德学说充分证明了人的世俗本性的存在。 p38

傅斯年主张，“力比多”（本能）比理性更有力量，并声称“理性”与“本能”的关系就像 奴隶与主人的关系。p39

新的中国文学应当充分注意人的感情。虽然感情比思想更有力量，但中国作者往往忽视了人的感情，总是在规摹圣人。p40

1918年，傅斯年主张绝国故，废哲学，放文人及存野化。后来胡适“曾言其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

在《战国子家叙论》中，傅斯年说汉语不是哲学的语言。因为如果哲学著作不能像数学那样无损翻译，那就说明哲学是根植于语言的，是语言的副产品。而汉语实在不是哲学的语言。

因此，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而这却是一件好事：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p283

• 无父生子

傅斯年的祖父傅笠泉阻挠传教：19世纪初，一个美国教士正在对聊城的公众宣讲圣女玛丽亚的故事时，傅笠泉迅速跳上讲台宣称：耶稣无父而生完全.不真实，其实是耶稣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p15 按：这样看来，中国人也有不信鬼神的。《史记》中刘媪梦与神遇，遂产高祖，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当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