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札记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周秦之变经过数百年沧桑成了个“局”，此后尽管历朝迭经演进而积重难返，直到清代仍然大体格局不变，这个局就是秦制，或曰帝制。
再论传统（第四章）
过去人们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某种传统”时，往往混淆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国人有没有欣赏这东西的价值观基础，其二是这东西是不是国人发明的。
中国虽然没有发明飞机，但是“飞天”美术说明中国人对飞行的憧憬（即所谓价值观基础）。
中国虽然没有创造出宪政制度，但面对宪政与帝制时，某种传统价值观（纯儒）会使得国人向往前者，厌恶后者。
价值观的多元在任何民族中都存在，中国专制传统固然久，西方反对民主的也大有人在。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专制的，西方人本性就是民主的。大家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按：再次强调，少谈国民性，对任何概括性的言论都持审慎的怀疑态度。李普曼：我们不应急于比较人在天性上的差别，除非我们已完全对后天影响的差异了然于胸（《舆论》第六章）。）
“宪政价值观”甚至不必要求自己主张宪政，而只要求承认别人有主张宪政的权利。“专制价值观”不仅意味着自己主张帝制，而且还意味着不允许别人有另外的主张。
如果有人赞成帝制但却允许别人反对，那他实际上已经是“宪政价值观”的持有者。
如果有人不赞同言论自由，却愿意与他人辩论“言论自由对不对”，这意味着承认他人有拥护言论自由的自由，实际上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按：说得真好。）
秦制下的人口与屠杀（第三章）
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中国人口史的发展，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大起大落。（欧洲中世纪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
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
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分布广，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并不比元以前少。）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中国人口史》）
我们难以忘却南京大屠杀，而对历史上的自相残杀及对外族的屠杀少有反思。
不要抽象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的人们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而当权力不受制约时，最先被屠杀的就是中国人自己。
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18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未录人口，也不超过10来万。太平天国时期，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各耗减了五分之四。
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谭嗣同：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憔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谭嗣同的话正印证了：当下有些人所声称的“优秀传统”，大都只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更何况这些“优秀传统”也与史实不符。没有人天生的传统就是爱护环境的，只有破坏后才会意识到需要保护。为了经济效益损害环境更是人之常欲，无论东西。）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上述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 制度 的确有某种问题。
近代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反得过分，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认为“万恶的旧社会”无一点可取之处。但是现在我们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习惯性忘却，认为前人的遗留全是“几千年优秀传统”。
他国的立宪（第二章）
西方的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等，还是东方的日本、泰国，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却仍然稳定地得到臣民的尊敬。
历史上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从我们周围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直到“圈”外的沙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埃及等等，都没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
- 英国
英国虽然有诺曼王朝、金雀花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等名称，但其君主都是征服者威廉的血脉延续。即使请外国丈夫做君主，但其子孙也有同样的血脉。
英国王朝更迭只是王室的家务事，社会上波澜不惊，通常不过就是换了个王徽而已。
- 波兰
波兰历史上只有皮亚斯特（960-1386年）和雅盖洛（1386-1668年）两个“王朝”，而两者间“改朝换代”的方式是皮亚斯特王朝末代女王雅德维嘉嫁给立陶宛王雅盖洛。
雅盖洛入赘波兰，他不仅定居波兰成为波兰国王，而且放弃立陶宛传统多神教，阪依了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换句话说，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只是王徽从母系换到了父系。
此后发展成贵族共和国，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完全不论家族。雅盖洛王朝就这样被“自由选王时期（1573-1795年）”取代。
雅盖洛王室的国王完全按共和制原则选举出任，而且与非王室的人交叉当选。换言之，波兰不仅两个王朝的“改朝换代”波澜不惊，从王朝到共和也是自然演进的过程，不仅没有“革命”，连“改良”的痕迹也不明显。
- 俄罗斯
里克王朝延续了736年之久（862-1598年）。王公与后来的沙皇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末王费多尔死后无嗣，王朝告终。贵族会议选举留里克王室的亲戚米哈伊尔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被俄国革命推翻。
俄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也只有一次因国王无嗣导致的“改朝换代”，而且前后两个王室仍有亲戚关系。
俄罗斯在近代有过和平的君主立宪机遇。
- 日本
日本式立宪：建立“皇道”政体，权力从诸侯（诸藩）那里收归中央，“大政奉还”、“废藩置县”。吉田松阴：天下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并非为幕府之天下。脱儒入法：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海保青陵相继尊荀崇韩、存孔灭孟，宣称“儒者尽蠢物也”。
日本与英国的立宪区别很大，却有浓厚的“周秦之变”色彩（从“封建”变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从类似中国古代周天子式的“虚君”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
战后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回复了从“封建”到君主立宪的逻辑理路。
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下克上刺杀首相，甚至可能刺杀天皇，日本就走上了旧中国的路子，天皇便难以万世一系。（按：神奇的是，秦制和西方制度都有富国强兵的作用。）
- 总结
欧洲的“封建制”有基督教“文化”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但它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封建”这种制度、而不是基督教这种“文化”决定的。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专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逻辑，而不信基督教的“封建”国家，比如据说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属于“印度文化圈”的泰国（包括我国傣族的西双版纳）却有类似的逻辑。
封建”时代的“虚君”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权的“敬畏”乃至敬爱，在传统时代它的“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现象，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它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就比较容易。
立宪不一定是和平的，日本明治维新战争与流血不少。
革命不一定是暴力的，辛亥革命本身流血没有明治维新多。
中国的立宪与革命（第一章）
中国的立宪并不是要走出“周制”，而是恰恰是要走出“秦制”。所以中国的立宪应该是英国式立宪。在这个维度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其实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英国式）立宪与革命并没有差别（议会民主与共和制并无区别）。立宪派追求的是“英国式”宪政而非“日本式”宪政，其激进程度看来也与革命相去不远。
假如清廷不放弃帝制，中国立宪派也是不排除暴力立宪的。从最早的戊戌兵变密谋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传统选项一直就有，保路运动中的“动蛮”因此也并不是偶然的。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不在于“革命”与否，而在于“排满”与否。（中国而欲立宪也，必汉族之驱并满洲而后能为之。）
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逐鞋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
侯宜杰考证立宪派与革命派势成水火其实只是国外“政治侨民”中的现象，根源在于海外生存环境下对有限的华人捐款和人力资源的争夺。
在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况下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别就很模糊―正如革命党与会党的区别也很模糊一样。
即使清廷不是满族，革命派不排满，从“中国传统”（汤武革命的传统）来说，和平立宪的可能也是极小的（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为帝制传统的国家很难立宪。封建制传统的国家立宪更加容易。清廷的立宪是要强化皇权，维护帝制。
国人之所以尊崇君主，与其说是基于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说主要是慑于“法术势”。一旦成为虚君，失去“法术势”，下场会很惨。传统皇权旁落到母（武则天）、弟（赵光义）等人之手，都有性命之虞。
秦制本身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悖论。与我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相对应。即使无立宪，清朝也是气数将尽，该改朝换代。
宏大叙事与祛魅（第五章）
“祛魅”是应该的。但细节上的“祛魅”不应当遮蔽对历史大局的观察。理解历史离不开对大局的认知。细节上的祛魅之所以有意义，很重要的也在于它能够集腋成裘，使人们对宏观的历史过程能有更新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理解历史离不开对大局的认知。细节上的祛魅之所以有意义，很重要的也在于它能够集腋成裘，使人们对宏观的历史过程能有更新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
人们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与其说是由于这种“叙事”太“宏大”，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太不真实，太迁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需要。
观察历史的大局要力求客观
对郑成功
大陆：驱逐荷兰“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台湾两蒋时代：称赞他坚持反清复明，“退守”台湾延续明柞并希望“光复大陆”。
台湾绿营：与海峡对岸分庭抗礼的“台湾政权”。对孙中山
共产党：推翻帝制；“联俄联共”。
台湾绿营：蒋“镇压台湾人”，而孙同情、支持台湾人。
这些态度或多或少都有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影响，而显得不够客观。
重视历史的大局决不能成为给具体的罪恶作辩护的理由
所谓的罪恶是指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是指动机、言论（尤其是私下言论）或仅仅是筹划中的设想。
孙中山曾经与日本人商谈过由日本资助革命，成功后以牺牲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式予以报答。
黄宗羲为了抗清曾有“日本乞师”之举。永历帝也曾授权西方传教士到罗马教廷去搬救兵来对付清军。清朝同样想勾结荷兰人联手攻打中国驱荷复台的郑成功。
无论哪一方的这些企图如果成为现实，这一方当然就该受谴责。问题是这些设想都没能实现，我们当然就不能以此谴责南明的抗清斗争或者清朝的反郑斗争是“卖国”
我们没有必要神化孙中山，以是饰非为尊者讳。因为有过联日酬日的不当想法就遭到严词谴责、甚至连带辛亥革命都受到否定，那也是不公平的。
保路运动的祛魅
在近年来“告别革命”的“保守主义思潮”中尽管革命派比立宪派更受指责，但偏偏辛亥武昌起义本身找不出太明显的“污点”。
四川的保路运动尽管是立宪派主导的，但作为武昌起义得以发动的条件和先声，又确实被发现了许多“污点”，因此这场并非革命派主导的事变如今却成了指责辛亥革命的主要话题之一。
当时的铁路建设实践证明国营公司主持并借助外资修铁路比民营公司更有效，所以清廷的铁路国有化和借外债修路的政策是对的，民营公司根本不适合搞川汉铁路这么大的工程。
而且民营的川汉铁路公司主要资本来源是当地官绅加重农民负担的“租股”，本身来路不正。兼之公司又经营不善，先修宜万段的决策也很错误，导致亏损严重。
虽然搞了保路运动，但民国初年该公司还是破产，并且以比当年更不利的条件被国家接管。由此证明四川的立宪运动就是居心不良的绅商制造政治动乱来掩饰经济劣迹的不义之举，而以此为先声的辛亥革命似乎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实际上，川汉铁路尤其是宜万段，在100年前的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修建成功，与官办还是民办没有关系。就算是后来官办，川汉铁路仍然没有丝毫进展。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在铁路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条铁路仍然长期只是个历史名词。直到宝成线、川黔线、成昆线、襄渝线、内昆线和渝怀线都相继通车后，作为最后一条出川铁路，宜万铁路才于2010年冬最终修通。
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川汉铁路如果国有化了它的修筑绩效就会提高。
出川铁路无论是川黔、宝成还是襄渝线，都要比川汉线好修。不过遗憾的是，与这几条铁路衔接的国内路网，即陇海线、黔桂线与汉丹线，在晚清时都不存在。当时即将修成的只有京汉铁路，四川的铁路只能与它衔接。
盛宣怀的把现有商办铁路公司的全部资金冻结、核算后，将原股份全部转成“国有公司”股份，实际出资者还是那些人，资金也不得抽回，国家不付任何赎金，也没有增资扩股的行动，就凭政治权力强行将原来属于商办的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原出资人除了将来可能获得红利（实际是虚无缥缈）外失去了大部分权益。
强权下的“私有化”和强权下的“国有化”构成了“尺蠖效应”:“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晚清的“强摊租股-强行国有化”只不过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王朝倾覆的又一例。
西儒汇通（第四章）
从“进步的”郭嵩焘、马建忠、王韬、薛福成，到“极端保守”的陈兰彬、刘锡鸿，他们都认为西方比中国更民主（西方的话语），也比中国更仁义（中国的话语）。只要不是谈国际关系，也不与反侵略相矛盾，内政治国方面，西方“天下为公”比“天下为家”更合乎“三代圣贤之遗意”。
- 陈兰彬（荔秋）
陈兰彬作为“极顽固之旧学派”，“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中国学生“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其所污染”。（容闳：《西学东渐记》）
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陈兰彬私下“其说不诬”。
如此矛盾之处，源于陈兰彬胆小怕事。
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容闳：《西学东渐记》）
虽亦不失为君子，而胆量更小于郑（藻如）、黎（庶昌），实非干事之才。（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 刘锡鸿（与郭嵩焘搭档为正副使驻欧）
刘锡鸿对英国的感叹：
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
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
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
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饮食“肉食必具”。犯人不仅“莫不体胖色华”。以为是给外宾看的形象工程，“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况。
英国教育：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每入其塾，规矩森肃。英之育成人才，用心为良苦矣。（《英轺私记》）
刘锡鸿对英国的“政教”私下倾慕不已，对英国的“器物”却不那么恭维。他虽然也惊讶于火车机器轮船的功效，但却认为若引入中国会导致外人得便，国人失业，有百弊而无一利。
与之相反，他在公开场合对郭嵩焘学习船坚炮利的言论指责不多，却猛批郭篙熹离经叛道，破坏纲常。
告发郭嵩焘“以夷变夏”。甚至连郭参观遇雨，披了洋人的雨衣、应邀观演，看了洋人的节目单，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朝堂上诋毁郭嵩焘的学西言行“迎合洋人，坏乱风俗”。
“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
- 总结
很多表面上“排西”的人其实心里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很清楚，只是好说假话邀宠。
1905清末驻奥公使杨晟给国内的一封汇报：维也纳发生工潮，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沿途工人礼貌整肃，一如平日。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此时对西方的赞扬已经到明面上。
文化与制度（第六章）
一种流行的说法：近代中西交往“三阶段”：洋务运动时代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新文化运动开始学西方的“文化”。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
首先，国人对西方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器物层面的学习，甚至有刘锡鸿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这是史实的错误。其次，太平天国运动是反例（详下节），这是理论的缺陷。
“西化”是就“文化”改变而言，“现代化”是就制度变革而言。
横向比较，如果某一民族的所有或大部分成员有这些偏好，而其他民族的人没有；纵向比较，某一民族过去和现在都有类似偏好，而别一民族都有另一类偏好，这些偏好就是属于该民族的“文化”。
如果A、B两个民族在同样的民主规则下进行选举，结果A民族的多数票选出来个道德无瑕哪怕不太能干的圣贤，而B民族则选出来个精明强干哪怕德行有瑕疵的能人，那的确证明了这方面的“文化差异”。但是假如只A民族有民主竞选，而B民族是专制君主统治，哪怕该君主的确是圣贤，也无法证明该民族有圣贤偏好
“选择什么”为文化，而“能否选择”为制度。信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信儒家是“文化”之别，但神权专制-异端审判与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则是制度之异。
主张“文化多元”（如吃中餐与吃西餐、信基督与信孔子应该并存），在制度上就只能支持饮食自由与信仰自由。倘若把“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当作两种“文化”来主张“多元”，并以此为神权专制的存在辩护，那在神权专制下信基督与信孔子还能并存吗？不能并存又怎么“多元”呢？
太平天国的西化（第六章）
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
然而：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民变
“起义”这个词就是太平天国自称的，天国官书中多有“广西倡义”、“金田起义”的说法，这是我们后来把陈胜吴广以来的造反，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革命（武昌起义、南昌起义等）都叫做“起义”的由来。
建国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农民领袖李秀成，是我伲农民大恩人，杀了土豪和恶霸，领导我伲把田分。
改革时期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史式：《是革命还是邪教：恢复太平天国本来面目》）。
两种态度之间，更加平实的说法：民变。
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民变非盗贼比。
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
康熙：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
租佃关系下地主与农民（指佃农）的矛盾，在“民变”中并不起什么作用。地主与农民发生矛盾，称为佃变。佃变扩大为民变的事历史上几乎没有见过。
大规模、超大规模民变近乎周期性地发生，的确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民族冲突与土客冲突
- 土客冲突
太平天国是以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为主要号召的宗教性民变，社会诉求除传统的抗粮抗赋外，“土客”冲突也是重要因。
洪秀全、冯云山是书生，石达开、韦昌辉是富豪，杨秀清、萧朝贵是穷人，显然并非“阶级兄弟”。但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客家人。
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开始打、砸的并不是孔庙，而是贵县六乌庙、象州甘王庙、东乡九妖庙等，都是当地土著“地方性崇拜”的场所。
- 民族冲突
太平天国对全国民众的号召：推翻“妖胡”（满洲）复兴“中国”（汉族）
前承明清之际的反满抗清事业，后继辛亥时期“驱逐鞋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构成有清一代造反者的思想主线。包括孙中山等人接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也都是这些内容。
简又文：太平天国不是“农民革命”，而是“民族革命”。
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满汉话题”被回避而“土地革命”话题被极度强调，《天朝田亩制度》成了太平天国最出名的纲领。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内部文件”，它虽然是“旨准颁行”的天国官书之一，而且至少印过3次，但似乎每次印数都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
张德坚编纂的《贼情汇纂》是清朝情报部门收集的太平军资料库，曾成功预言了天京内证。它收录了讫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刊印的全部“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并全文或摘要介绍了该“总目”全部19部书中的18部，唯独《天朝田亩制度》是空白。张德坚说：“惟各处俘获贼书皆成捆束，独无此书，即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其贼中尚未梓行耶？”
《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以供“功勋等臣世食天禄”。
太平天国与西方
太平天国是一场“西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空范围如此广大的基督教政教合一神权国家。
为什么基督教的西方列强不亲近基督教（至少是“类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反而亲近非基督教的清朝？
1.西方列强在国内都已政教分离，国际关系上更是利益优先。现在讲中西交往和冲突，好像不讲到“文化”就不够“深刻”，但实际上，国际矛盾首先是利益的冲突，其次是制度的扦格，而“文化”的对立往往是被夸大的。
2.教义（也可以说是“文化”）相近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就会比教义或“文化”相距最远者的关系好处，历来就是不确定的。
越是相近的门派越容易抢夺“正统”，造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以相安无事
3.半吊子的宗教与天朝思维。太平天国把“洋兄弟”当作天王的藩属，以为是来称臣朝贡的，于是要求跪拜等为臣之礼，乃至做出一些自以为亲昵、对方却觉得是侮辱的言行―典型的如一位天朝官员曾向英使询问：听说“圣母玛利亚有一美丽的妹妹”，你们能否使她嫁给天王？
文化专制
洪秀全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要完全禁绝，而杨秀清却认为“四书十三经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因而要求保留。
定都天京后更实行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
太平天国官书今天所知的共42种。包括经过改编删节的基督教圣经新、旧约（称《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孙子》、《吴子》、《司马法》等传统兵家著作删改的汇编（称《武略》），连续出版的《颁行历书》，中译基督教传道书的节本《天理要论》，天朝自编的童蒙教材《三字经》、《幼学诗》，其他大部分是太平天国的各种典章制度如《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宣传品如《太平救世歌》、《天情道理书》和天父天兄天王的语录，以及天朝官员撰写的政论文集如《建天京于金陵论》。所有这些读物加起来大约也不到30万字。
其余孔孟程朱、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都为禁书，甚至连当年为反清而称道过的明代也不许提。
太平天国的总体评价
太平天国的“西化”并不是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倒有点像西方“中世纪化”。
我们不能只骂暴君而讴歌暴民，也不能反过来只骂暴民而认为统治者镇压有理。
简又文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
义和团的反西化（第七章）
民教矛盾
新教教会传教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天主教会多加了一项：帮助老百姓打官司。教民入教也是为了寻求帮助。
对于晚清各地多发的教案，有谴责“排外”和肯定“反侵略”两种对立观点。
实际上，教案有多种类型。早期教案如“西林教案”，多是官府主动镇压传教士，带有较多的传统统治者排斥异端的色彩。
到了晚期，“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局面形成，民间社会挑战教堂，而官府畏列强之势出来保护教堂、弹压百姓的案例（如巨野教案）越来越多。一些教堂（以及教民）以列强的权势为后盾，狐假虎威，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
如果整个司法体系还是那么腐败、不公，那么得到教会援助的人对其他人而言就等于拥有了司法特权，容易造成恶果。
洋教会撑腰解决不了司法腐败，反教灭洋也解决不了司法腐败，这两拨人打得你死我活还是解决不了司法腐败。只有靠民主与法治，从制度而不是从“文化”上去解决才是出路。可惜这只是辛亥式的想法，庚子时很少有人这么想。
晚清社会上的“反教”风潮，教会与教民方面是有责任的，不能仅仅责备中国人“排外”。但是当时的“民教矛盾”并没有今天一些著述渲染的那么严重。
民教矛盾的扩大
- 己亥建储
戊戌政变失败后，慈禧太后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想要废光绪帝。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
列强的干涉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义和团反对列强。
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 义和团的战绩
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非军人的洋教士，杀了200余人。
教民（中国基督徒）则杀了数万。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说有两万三千多人。
杀的普通人最多。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义和团的大师兄、大师姐和“老师”们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倒是不少。（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 义和团与朝廷的关系
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娟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帝制本质上容不得这种东西。
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奉旨造反，封义和团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没有一个死在与洋人的对抗中，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
- 总结
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
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
与之相似的是后来某个时期，天朝与神团也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被猛烈批判。
辛亥革命的现代化（第八、九章）
与“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
近代中国发展的两条线：一条线是追求制度的变革。另一条线上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
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 一些态度
改革前主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革命派软弱。
改革后主流：辛亥革命太激进，为中国没有立宪制而遗憾。
过去：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极度反感帝制。
当下：人们似乎对帝制带有玫瑰色滤镜。
过去：民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当下：怀念民国。经济上的“黄金十年”，外交上从“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新文化的引入，国学的发达。
过去：“万恶的旧社会”。
当下：“几千年优秀传统”。
成功与否
成功推翻了清廷与帝制。辛亥以后民国再“乱”，复辟也不得人心。
如果把革命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革命后的民国年间显然没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革命当作制度的更替，那么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却未能建立，无论是军阀割据，还是一党专政，显然都大有违于辛亥时贤的初衷。民国政治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党国”，而非走向宪政。
革命理想是否成功？有的“理想”或“意义”是后人的设想和定义，当时人并无此种想法（如土地改革）。而且革命者对革命的意义理解也各不相同。就孙中山而言，他还想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所以他的遗嘱说“革命尚未成功”。
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赞成革命的人就要说那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
民国的几个面相
- 第一面相：乱世
民国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 第二面相：现代化发展
- 人口乱世增长
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详参《中国人口史》。
从传统时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成现代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人口模式，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
- 对印度经济的赶超
国际通常的口径是与战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作比较来统计发展成就。
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
民国农业一直比印度强，尤其粮食无论总产量、亩产量、人均、劳均产量和劳均折合营养热能（卡路里）产量，都远远高于印度。
麦迪森数据：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200年来一直大于印度。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是1962年。
清代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
- 铁路里程
1949年前中国曾经修成并通车过的铁路（汰除重复）是31847
公里。其中22550公里曾经修成于民国时期。
1949年年末中国实际通车铁路只有21810公里。一万公里毁于战火或其他人为破坏。
与之相比，1950-1975年共26年间我国铁路共增加2.4万公里。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
- 逆差与顺差
清前期外贸中“只卖不买”导致外银大量流入。所谓的“白银时代”，是全球经济中心。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的50多年里，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却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
一般商品贸易顺差从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万海关两，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28％增至29.1％。
如果按“顺差崇拜”的逻辑，中国经济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从而持续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而且鸦片战争后也仍然如此，甚至鸦片战争后这种领先地位仿佛还更强。
顺差转眼烟消云散。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民国建立后更加明显。1896-1936这41年中，中国只有6年顺差，其余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百万海关两（18840万美元）。（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
甲午以后中国的外贸逆差时代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尽管是被动地融人）国际市场的反映。
从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即便按麦迪森的统计，在1890
年以前的长达70年间，包括有些人认为的中国经济辉煌时期
1820年在内，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1887-1920年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
民国年间这样的增长率尚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能说明此前落后更甚！包括明清的“顺差时代”，体现的并不是“优势”，而恰恰是劣势。
汉唐宋元历来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领先国家，与强盛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对外贸易都是“逆差”。
贸易顺差经济不一定发展好，逆差不一定发展坏。反之亦然。改革开放后，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超过建国至此前30多年的顺差总和。这个逆差，所带来的发展速度与质量，都是此前“顺差时代”根本无法相比的。而当下中国为顺差，经济增长也较为强势。美国贸易逆差，也不输第一之名。
民族、民权、民生（第十章）
站起来了-富起来了-政治体制改革分别对应民族、民生、民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充分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
随着“中国崛起”，“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越来越盛行，于是，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越来越被解释为对外意义上的“中国站起来了”。
对外关系而言，“中国站起来了”实际上也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在主权意义上，如何从主权缺失状态变成主权完全状态。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如何从弱势地位变成相对强势地位。
1942年废除旧约后的中国已经告别“半殖民地”而“站起来了”。
民权主义虽然有待发展，争取民权的斗争历史在中国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
日俄
东北
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甚至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说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而出兵，两年后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北方
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一度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西北
20世纪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
外交
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丢失权益的事件。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屏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一战后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巴黎和会的不公正在华盛顿会议得到了部分纠正，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完整、任一列强不得在华谋求特殊利益。
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战争
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
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并非“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
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
游击战作为弱者对抗入侵的强者别无选择的作战方式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游击战在人、畜力战争时代确实有战胜强敌之例，而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也确实有迫使民主强国退却的例子，但在现代条件下以游击战打败一个专制强国的例子是从来没有的。不仅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做不到这一点，仅凭中国的正面战场也不可能做到。国共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旧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按：秦晖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延安一定打不赢日本，而是说代表中国主权的重庆投降，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秦晖举意大利在1943年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虽然我对二战史不了解，似乎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投降了的吧？侵略国投降和被侵略国投降性质应该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投降日寇、成为伪军很多，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当然不能。
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杂牌军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新文化运动（第十三、十四、十五章）
新文化运动前的启蒙
流行的说法：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证明落后。于是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实际上，这个说法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当时。
- 挨打不一定落后
不能解释历史，是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国家被“夷狄”打败，乃至被彻底亡国也不止一次，何以那时汉族不认为挨打就是落后，而抛弃传统去“胡化”，反而常常是打胜仗的夷狄走向“汉化”？
不能解释当时。如果晚清学习西方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那么民国以后，中国受到西方的欺负少了很多，为何中国要改变学习对象，开始学习俄国？
- 是因为巴黎和会导致国人对西方失望吗？
鸦片战争让国人对“英夷”失望了吗？火烧圆明园让国人对“英法二夷”失望了吗？没有，因为那时一般国人对“夷狄”本无好感，谈不上希望，自然也无所谓失望。要说失望也只是对自己（没能战胜夷狄而）失望。但是到巴黎和会前就不同了，那时国人曾相信协约国列强的胜利意味着“公理胜过强权”，换言之，国人觉得西方列强不仅有实力，而且有真理；不仅强大，而且代表正义。后来发现未必如此，所以才会失望。
人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启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无论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大革命，还是英国的清教运动与后来的“光荣革命”，都是思想变化在先，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动力国近代，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
实际上，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戊戌前的启蒙针对“法里”，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
“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针对“儒表”。
新文化运动走向之谜
1.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典型的说法是：“夭折的宪政”应该怪“倒退的五四”。
2.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赘，该启的蒙没能启成。
李泽厚80年代主张“救亡压倒启蒙”，90年代又说“告别革命”，把上面两种观点缝到一起，自相矛盾。王家范那里是强调李泽厚那种“如果当时实行宪政……”的后悔药心态，也就是第一种观点。秦晖这里重点批判第二种“救亡压倒启蒙”。
“救亡压倒启蒙”指五四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
从晚清起民族主义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不冲突的，自然也就无所谓压倒云云。新文化运动对民族主义的意见很少，而对自由主义的倡议颇多，以鲁迅-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礼教的启蒙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
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
- 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
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这意思是不是说，新文化运动最初不强调巴黎和会，也就无所谓民族主义。后续强调巴黎和会，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锅？
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与中国比较接近。中国拒签，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成功收回了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实际上被废除。
中国到“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二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战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可观。
但是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的真正主流态度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无视”。
《新青年》对华盛顿会议的提及（61次）不仅少于巴黎和会（87次），而且绝大多数提及都是在会议期间的“新闻性”关注（50次左右）。
华盛顿会议后，对巴黎和会的“思想性”关注度急剧上升。在1923-1924年间，刚结束不久的华盛顿会议仅被提到4次，而5年前的巴黎和会却被提到12次。到1925-1926年间，华盛顿会议提到1次，巴黎和会提到60次。
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
像甘阳那样断言五四只讲民主不讲自由，是不对的。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并没有被压倒。
“自由”、“个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性”等概念其实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不久才引入中国、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行其道的。
1907年鲁迅：“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此为大垢，苟被其溢，与民贼同。意者未逞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钦？夷考其实，至不然矣。”（《文化偏至论》）
胡适：“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
茅盾：“从思想上看，‘五四’的建设就是‘人的发见’和‘个性的解放”，“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五四”的精神》、《关于“创作”》）
郁达夫：“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郁达夫导言）
王元化：“‘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个人主义”与“日本式个人主义”：西儒何以对立
西学（指自由主义）和儒学（反法之儒）在反对“秦制”这点上是共同的。
个人自由观念引入后就不同了。古儒在权利观念上主张小共同体本位，“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法家相反，主张君权至上，大共同体本位，“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
个人自由意味着权利观念上的个人本位，无论法家的大共同体本位还是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都与个人自由不合。当然，自由的观念对儒家如果说持异议，却不可能对法家更有好感。法家应当是主要矛盾。
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观念必须消除不宽容等等，却未必要取缔基督教，事实上消除这些东西后个人自由完全可以在基督教文明中实现，并且和教会共存。同样，在“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自由主义要消除的是“罢黝百家”之“独尊”，而不是“儒术”，消除这些弊病后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儒家文明中实现，并且和儒学共存。
- 留日风潮
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主要靠华人赴西和西人来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激进思潮相当程度上来自留法学生。19-20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思潮，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更主要是留日学生带来。
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
庚子以前，中国留美幼童留欧学生总共只有两百人左右，而庚子以后，留学生就读日本者1905年已达8600余人，归国者也有2000余人。
章太炎及“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共产党缔造者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直接点名批孔的易白沙、吴虞等人，都是留日出身。
- 军国主义
“军国”和“军国主义”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它不仅没有贬义，而且明显是一个褒义词。
20世纪初，严复就把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描述为“宗法社会”变成“军国社会”的过程。“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人人自立”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追求，但何以说是“独特的”？那是因为当时风行的这种个人解放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家族、乡里、采邑等依附性亲缘社会、熟人社会或“小共同体”的独立，而非个人对民族、国家、“人民”以及自命为代表这些“大共同体”的“组织上”的独立。甚至，把个人从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来，为的就是让其能为“国家”或“组织上”的伟大事业所用，成为这些大共同体的工具，而不是让其成为真正自主的、无论对大小共同体均拥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
福泽谕吉等日本式启蒙思想家，一方面鼓吹子女独立于父母、家臣独立于藩主、个人独立于群体，“一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亦独立。”“独立即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无依赖他人之心。”“独立自尊的根本意义恰恰在于主张个人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福泽谕吉又宣传无条件忠于天皇，并且为此抨击儒家妨碍“忠君”。继吉田松阴抨击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不忠”之后，福泽谕吉更提出反“儒权”而扬皇权。
明治以后日本的“性解放”，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女性这种开放、积极的态度感到吃惊”。“不受礼教束缚”的日本女性似乎更适合成为“军国”的工具。养儿不尽孝而去当“神风队”，养女不事夫而去做慰安妇。
明治后日本之走向军国主义，几乎是“脱儒入法”的逻辑延伸。佐藤清胜：《满蒙问题与大陆政策》。
- 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的过渡：清末新政时期法律改革的“礼法之争”
1907-1910年，围绕《大清刑律草案》的修订，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支持新律者和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反对者之间掀起论战。
前者被看成“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的“法理派”，后者则是墨守“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的“礼教派”。
“法理派”的杨度和汪荣宝都是留日出身，沈家本虽未留日，但他请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等四人为顾问，冈田不仅在修律中起重要作用，使新律具有明显的明治风格，而且在辩论中“亦助沈氏辞而辟之“。
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对“礼教”进行激烈抨击。将“中国之坏”归咎于“慈父、孝子、贤兄、悌弟之太多，而忠臣之太少”、中国积弱之根本在于“家族主义发达，国家主义不发达”。“必使国民直接于国家而不间接于国家，此国家主义之国也。”
杨度关于消除“孝子”以造就“忠臣”之说，乃韩非“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之继承。
劳乃宣：中国人的确有“但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弊病，但造成人民漠视国家的原因，首先是专制国家的漠视民权、奴役人民。秦以来的专制政治使人民与国家隔膜。
西方各国废除了专制，“行立宪政体，人人得预闻国事，是以人人与国家休戚相关，而爱国之心自有不能已者”。
过去人们从“法理派”与“礼教派”两个名词出发，通常都认为杨度的主张要比劳乃宣“进步”，近来随着“国学热”升温，两边都有所褒贬似成主流。
劳乃宣以欧美人也爱家来为家族辩护，以西方公民之爱国来抨击秦制，分明是与徐继畲、谭嗣同类似的“反法之儒”，怎能说他反西？（两派固均主张革新旧制，援用西法。）因此这场争论很难说是“西儒之争”，也不是“法理”与“礼教”之争，更像是“儒法之争”。
- 章太炎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
留日学者归国后，宣扬日本变革的成功之处。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一诉求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则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
章太炎受日本的影响，由汉学而徂徕学（非宋之石徂徕，乃日本之荻生徂徕），归宿则在孙（荀）卿、韩非。
在“群（共同体）独（个人）”关系中一面极力宏扬“大独”（激进个人主义），一面却又力挺“大群”（国家至上、军国主义），只用个性解放来摈斥“小群”（宗族、乡里乃至党派）。
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章太炎著的《秦献记》、《秦政记》等，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为了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他把“大独”与“大群”拉到了一起，共同对付“小群”。
章门弟子以新文化运动为媒介，将章太炎的思想发扬。秦晖如果还能举章门弟子的言论为佐证更好。毕竟师徒的思想也可能不同嘛。
1920年，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宣扬个人主义：“我以为栽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
1921年，《卑之无甚高论》反对“个人主义”：“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
这两种个人主义不在同一层面。一个是针对小共同体（家）的“个人主义”。另一个是针对大共同体（国）的“个人主义”。
- 前后两次启蒙的变化
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生的大变化，是从徐继畲、郭嵩焘、谭嗣同时代的“西儒汇融，反对法道互补”、“反法之儒引西斥秦”，转向了章太炎、陈独秀时代的“西儒对立”、“脱儒入法”。
谭嗣同追羡“三代之文化”而抨击始皇以后“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而康有为活到民国以后，却不再以“三代”为然，转而夸奖“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
- 戊戌前后西洋形象的变化：
以前：“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郭嵩焘），“西土之桃花源”，“国无苛政，风俗简朴纯良，数百年不见兵革”，“百姓亲附，邻国之民喁喁慕义”（徐继畲）。
以后：“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陈独秀）；中西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李大钊）。
前者是个温情脉脉的“儒家化的西洋”，而后者是个杀气腾腾的“法家化的西洋”。
新文化运动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
文革中发动的”批儒崇法”、反孔扬秦运动实际上是把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滥觞推到了极端。
新文化运动“反专制”的主流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
比“救亡压倒启蒙”更为深刻的变化，来自“启蒙”本身。西方自由主义经明治后日本中转的变异版本。日本式自由主义要求人们从家长和藩主束缚下解放个性，解放的结果是效忠天皇与国家。这种“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一战前即对中国有影响，一战后影响更大。而原版的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影响就弱，一战后受“反资本主义”潮流影响更弱。
日本式自由主义以鲁迅-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礼教“启蒙”方式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西方激进思潮经俄国中转的变异版本一拍即合。
十月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并不特别关心”，因此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一声炮响”，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
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不喜欢的北京政府。
对十月革命愈有兴趣也并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上述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
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本身，而不是来自“救亡”。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使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