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的悲观与深层次的理性
消极公众观
李普曼的公众观被概括为消极公众观，这是道理的。
“当今的普通公众就像是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1]李普曼在《幻影公众》的开篇便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并不看重公众舆论和大众行为能做什么。[2]具体的论证在《舆论》这本书里。
首先，公众无法对复杂的现实世界应付自如。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环境的图景是被简化过的。这个简化的图景是人的天性与环境两者加以综合的结果。[3]所以说，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李普曼从起点就否定了普通大众可以对未知事物进行正确的判断。
先天的不足可以靠后天的弥补。所以李普曼接下来就论证后天的弥补也是不可靠的。在生活中，免不了各种宣传。宣传常常是与审查机制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保密与审查，也就无所谓宣传。通过对海底电缆、港口、加油站等地方的垄断经营，政府能够阻碍信息的流通，在源头上为新闻和舆论的传播设置障碍。[4]公众的选择会被这些单方面的信息所影响，从而被操纵意见。
大众对远方世界的认知来源于媒体。李普曼认为，即使没有新闻审查机制，新闻业也不能担当起告知公众真相的责任。“新闻媒体既不像辛克莱先生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行为恶劣、老奸巨猾，也不像民主理论所声称的那样牢不可破、固若金汤。它太脆弱了，实在无法肩负捍卫人民主权的重担，亦不能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浑然天成的真相。”[5]
新闻业是有经济属性的。这就是说，一方面，它要迎合读者，给读者提供他们想看的报道。另一方面，媒体的重要收入是广告，它又必须受财团的限制。更深层次的是，新闻一开始就不是一面折射社会环境的镜子，而是对某些引人注意的情况加以记录的报告。[6]
最后，即使新闻能提供100%的真相，公众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兴趣去关注此事。李普曼引用当时的一个调查：大部分人的读报时间是 15 分钟。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用于关注公共事物相关内容的时间所占比例其实变得更小了，这些内容所占的报纸版面也变少了。与此同时，公共事物的版面比例变小了，但公共事物的实际数量在不断增加。[7]
综上，李普曼从公众的刻板印象、审查与保密制度、报社的经济属性、新闻与真相的矛盾、公众的时间与注意力等方面论证了公众对公共事物的无能为力，形成了他的消极公众观。
精英主义？
由消极公众观向下推演，许多人便自然地以为李普曼提出的解决措施是精英政治。特别是《舆论》最后几章提出的解决措施，难免让人误解。《幻影公众》这本书中，许多文章粗暴地将局外人解释为一般的公众，将局内人解释为决策者、管理者或少数社会贤能。[8]这是不对的。
请看这一段话：“他们一向认为，少数精英与众多无知大众具有根本性差别。他们对事实看得很清楚，但仅仅限于表面分析，这令他们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问题本质在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他们与事件的关系有着根本性差别。只有局内人能够做决定，并不是因为他更有天赋，而是因为他被置于能够清楚地了解事件并采取行动的位置上。”[9]
李普曼认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分野是是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区别，而不是无知者与精英的区别。行动者处在事件发展的一线，比远在外围围观的公众更有机会去接近事实。他坚持认为旁观者一定要与行动者区别开来，二者所能采取的行动有本质上的差别。[10]公众是局外人，但公众并不是不参与政治。公众要知道自己的局限，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支持或反对那些拥有权力和知识，可以采取行动的人。
深藏在李普曼观点下面的，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李普曼在《舆论》中认为专家与决策者应该进行区分。“专业人士的价值就体现在其能够将自身与决策者区分开来，并使自己做到无论决策结果如何都无动于衷。”[11]
决策者是局内人，而专业人士不是。李普曼把公众从代议制中的选举者再往外推了一层。而往外一层，公众就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应付公共事物。批判李普曼精英主义的人就说无法保证专业人士没有刻板印象。可是李普曼根本就没打算让专业人士决策。刻板印象是谁都无法逃脱的，相比来说，离事物最近的局内人的偏见是最少的。
李普曼批判传统的民主理论，却并不想落入精英民主的框架之中。虽然李普曼极力否定公众参与政治的能力，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公众，他对公众的期望是公众大概知道自己的立场应该在哪里。[12]
权力终将归于公众，专家只在特定的项目或任务中，具有特定的权威，仅此而已。允许任何一个单一权威来掌管所有这些，都是极不明智的。[13]而且，“大众虽然是无知的，但社会事物的处理能力仅仅与职责功能相关；不够优秀的人也会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好；难以被教育的人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很开窍。”[14]
李普曼之所以没有完全放弃公众，还有一个原因。“如果公众在知识上像它的前提所暗示的那样无可救药，那么，无论如何，他们拥有太多的愿望和太多的权力，不会允许专家获得政治。”[15]杜威对精英主义的批判也符合李普曼的观点。
综上，李普曼并没有完全否定公众，就如同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刻板印象。专家不能行使决策权，局内人只是因为处在离事件最近的特殊位置才被赋予重任。“李普曼的意思是政治是精英玩的，与黎民百姓无干”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16]
理性主义
深层次的李普曼是理性的，他虽然是犹太人，却并不信奉犹太教。他不想
受限于过去，也不想困于现在。他“既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排斥“伟大社会”，也不能像民主主义者那样，夸大公众的政治能力。”[17]
他认为传统的民主“是个虚假的理想，这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同一个大胖子想成为一名芭蕾舞蹈家。”[18]于是他设置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最低理想目标。他试图运用理性解决现实的需要、问题或危机,相信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建构良好的政治秩序。[19]
然而，当理性主义被趋于极限时,它会进入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形而上学的方向,其传统形式是试图用一种纯理性的因素,来说明那稳定内在的结构;二是引出激烈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20]李普曼没能掌控他的理性，结果导致了怀疑与悲观的思想。
一战期间的宣传经历让李普曼感到舆论是可以被操控的。1920 年，李普曼在给《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埃勒里·塞奇维克的信中写道：“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因此我决定写一篇长文，全面地探讨一下在新的情况下，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21]在他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公众的情况后，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较浓厚的悲观情绪。这是理性主义必然的结果。
总结
以上主要论述了其消极公众观以及非精英主义的政治倾向。
实际上，李普曼的思想是不停地在转变的。在《自由与新闻》中，他还对新闻界抱有幻想，认为只要提供事实材料，公众就可基于此进行对民主事务的决策。两年后，《舆论》出版，他已对新闻业失去信心。
《李普曼传》我还没看完，所以只能按照《舆论》与《幻影公众》这两本书的内容来探究他的思想，以后的转变未能涉及，所以难免有些不妥之处。
注释
- 1.（美）李普曼著；林牧茵译.幻影公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 3 页 ↩
- 2.同上，第 147 页 ↩
- 3.（美）李普曼著；常江译.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 21 页 ↩
- 4.同上，第 39 页 ↩
- 5.同上，第 282 页 ↩
- 6.同上，第 266 页 ↩
- 7.同上，第 50 页 ↩
- 8.贺婷婷. 李普曼舆论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2008. ↩
- 9.（美）李普曼著；林牧茵译.幻影公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 107页 ↩
- 10.同上，第 145页 ↩
- 11.（美）李普曼著；常江译.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 295页 ↩
- 12.（美）李普曼著；林牧茵译.幻影公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 42页 ↩
- 13.同上，第 16页 ↩
- 14.同上，第 108页 ↩
- 15.（美）杜威著.杜威全集 晚期著作 第2卷 1925-1927[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91页 ↩
- 16.董山民.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02):234-239. ↩
- 17.（美）李普曼著；林牧茵译.幻影公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 52 页 ↩
- 18.同上，第 23页 ↩
- 19.单波,罗慧.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01):51-59+96. ↩
- 20.（美）罗伯特·福格林著；陈蓉霞译.行走于理性的钢丝上 理性动物的不确定生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第 2 页 ↩
- 21.（美）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第 15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