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是如何看待李普曼的？
杜威对李普曼的回应
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出版后，杜威在《新共和》上发表《评〈公众舆论〉》,他写道:“场景中的人物是如此沉着而鲜明，呈现的方式是如此客观而突出，以至于人们几乎还没有意识到它也许是对最近被设想勾勒出的那种民主的一个最有效的控告，就已经读完了这本书。” [1]许多人只引用最后一句“最严厉的控告”来说明杜威与李普曼的分歧。这是片面的。
从整篇文章来说，杜威认为《舆论》“它的批判部分比建构部分更为成功” [2]。此时杜威同样看到了民主的危机，所以他认同李普曼对新闻与公众的批判，但不认同李普曼的解决措施。杜威认为“公众舆论的启蒙仍然比对官员与领导者们的启蒙具有优先性。”[3]以及“民主需要一种比对官员们、管理者们与工业的领导者们的教育更为彻底的教育。”[4]正是因为民主的实现是困难的，才有必要付出努力去争取。
1925年，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出版。杜威仍然为此书写了书评：《实践的民主》并发表在《新共和》上。杜威写道：“这本书明显地是对有关民主政府形式的一种积极贡献。……我从不认为，这些评论妨碍了李普曼先生的讨论的伟大价值。但是，也许他们表明需要更近一步的分析。首先应该考虑到伟大社会带来的固有的问题和危险，相对于他们，民主的弱点好像是症状性的而非因果性的。”[5]
1927年, 杜威在俄亥俄凯尼恩学院的一系列针对李普曼的演讲结集为一本书出版,名为《公众及其问题》。在书中，杜威感谢了李普曼的《舆论》一书给他带来的启发，并表明“与他分道扬镳的观念”。[6]
董山民认为原子式的公众观与共同体是李普曼与杜威的对立。[7]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
原子式的公众是美国工业社会造成的事实，而不是李普曼的观点，他也因这个“伟大的社会”而烦恼。在杜威心中，当时的公众也是原子式的，不然他不会呼吁公众去建立共同体。寻找公众的现实是公众如同原子一般，彼此分离。有机的联系只是理论上的，但其实现还要人的努力，所以杜威要去追求。如果说原子式的公众观与共同体是李普曼与杜威之间的去别的话，杜威要去追求共同体，难道李普曼要去追求原子式的公众？
综上，杜威在对李普曼的回应中表现出很大的赞同，但同时也强调了与其分道扬镳的观念。分道的前提是曾在同一道中。李普曼对当时民主政治的批判，杜威简直不能再认同了。除了独立的个体之外，公众没有掌控能力。[8]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由同一认知（公众能力欠缺）所导向的不同解决措施才是他们之间的分歧。
寻找公众
杜威如此定义公众：“单独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互行为形成了一个公众。这时，行为的间接后果——即它们的影响超出了直接涉足其中的人——就十分重要。”[9]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区别就是交互行为是否能影响参与交往之外的人。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有机体。普遍的行为联系为公众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普遍联系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形成公众。公众的形成还需要对共同体行动后果的感知。[10]
虽然公众的定义是有了，但是在选举中出现的公众容易受到遮蔽，选票在两个政党之间不停摇摆。他们也会十分冷漠：真正投票的人和有资格投票的人的比例是二分之一。工业化的机器生产瓦解了以前的小共同体，只造就了伟大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伟大的共同体。这个伟大的社会分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孤立、冷漠。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说到：“社会，不只是通过传递、交流而得以持续存在；说他存在于传递、交流之中也不为过。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交流（communication）这些词不只是在字面上有关联。”[11]经验在交流中传递，正是有了交流，杜威相信共同体最终得以建立。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偏向疯狂的呼吁行为和有组织的努力，但是让投票人认识到他们的优势和责任，至今为止，看起来还是失了。”[12]对于公众能力欠缺这一点，杜威是十分认同李普曼的。但杜威还对公众留有信心。与李普曼在《新闻与自由》中的观点相似，杜威认为公众解除了各种束缚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除非当地的共同体生活能够被重建，否则，公众不可能充分地解决他们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找到和识别自己。”[13]
总结
诚如胡翼青所说，“李杜之争”是否真正发生过是值得商榷的，但他们之间观点的对立却是个不争的事实。[14]而李普曼与杜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争执被证明是不会有最终结论的。[15]
“持异见者的存在总需要得到一个解释，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他看到的是事实的另一个方面。”[16]
杜威天性乐观，带有小镇气息的浪漫。[17]罗杰斯总结了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共同特征：“都出生在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18]
杜威出生的那个社区的生活是民主的，平等和没有阶层的区分在社会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所以杜威希望小时候那种小镇里面对面交流的社区在工业社会的大城市中也能建立起来，这是以乡村来拯救城市的浪漫。
媒介技术的发展给了杜威实现交流与共享意义的希望。再加上理想中的教育，杜威相信大共同体一定可以建立，民主一定能够实现。既然有理想，自然会对未来报以乐观的态度。
李普曼则是理性到极致所产生的悲观情绪。李普曼的杜威的分歧永远无法得到统一，我们也无法证明谁对谁错。李普曼开启了40年代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路径；80年代，公共新闻运动兴起，人们又返回到杜威的路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重新思考他们的观点。
注释
- 1.（美）杜威著.杜威全集 中期著作 第13卷 1921-1922[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 293 页 ↩
- 2.同上，第 298 页 ↩
- 3.同上，第 298 页 ↩
- 4.同上，第 299 页 ↩
- 5.（美）杜威著.杜威全集 晚期著作 第2卷 1925-1927[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76页、第179 页 ↩
- 6.同上，第 249 页 ↩
- 7.董山民.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02):234-239. ↩
- 8.（美）杜威著.杜威全集 晚期著作 第2卷 1925-1927[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 233 页 ↩
- 9.同上，第 224 页 ↩
- 10.同上，第 283 页 ↩
- 11.（美）杜威著.杜威全集 中期著作 第9卷 1899-1924[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 6 页 ↩
- 12.（美）杜威著.杜威全集 晚期著作 第2卷 1925-1927[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 250 页 ↩
- 13.同上，第 296 页 ↩
- 14.胡翼青著.传播学科的奠定 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第 252 页 ↩
- 15.胡翼青.调和“李杜之争”:一种社交化媒体时代的新闻观——从学术史角度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真相》[J].新闻记者,2014(04):64-68. ↩
- 16.（美）李普曼著；常江译.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 101 页 ↩
- 17.（美）詹姆斯·W.凯瑞著.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第 74 页 ↩
- 18.（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 130页 ↩
- 19.（美）简·杜威编. 杜威传 修订版[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第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