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尼斯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国内研究英尼斯的人是很少的。中国的研究者根本不能像英尼斯一样对西方历史熟稔于心，只能不停地重复媒介的帝国论与偏向论，就像重复麦克卢汉的老三句一样。至于把英尼斯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有较为详细论述的文章我还没看到过。（也有可能是我阅读量少，如果有读者知道，请一定告诉我）
英尼斯从他的经济学专业出发，发展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与后来的斯麦兹、席勒等人传播批判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凯瑞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序中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英尼斯是最早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他的全球范围比我们小，局限于从欧洲大陆通达新世界的大西洋走廊，但那是传播和文化的全球体系，始终和加拿大相关，这是他的核心关怀。”[1]国内有学者认为：在赫伯特·席勒、达拉斯·斯麦兹等人之前，英尼斯是最早发现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学者。[2]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亦把媒介环境学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渊源之一。[3]可惜作者重点不是这个，也就没有详细论述。
英尼斯与席勒的知识构成
从知识构成看，席勒与英尼斯都有经济学的学科背景。英尼斯于192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60年，席勒获得了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当然，仅仅宽泛地说他们都有经济学的学科背景是没有说服力的。更具体一些，他们同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影响。
首先要说明的是达拉斯·斯麦兹与赫伯特·席勒有学术上的继承关系。[4]在斯麦兹离开伊利诺伊后，席勒接替他继续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席勒认为，“斯麦兹单枪匹马地创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其学术立场和观点自然会对席勒这样的后来者产生影响。[5]更何况他们还是好友，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斯麦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触了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6]这样的话，说席勒受这些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可以的，就算是不是直接，也有间接的影响。
同样的，英尼斯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时系统研读了凡勃伦的著作，还参加了一个凡勃伦研究小组。[7]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英尼斯曾说：“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释马克思。”[8]1945年英尼斯就访问过莫斯科。文森特·莫斯可则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启发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千差万别，他们在致力于研究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方面大致类同。”[9]
“中心”概念的比较
在英尼斯的著作中，“中心——边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来自于凡勃伦。凡勃伦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低于其他时，它可以借用先进地区的技术和制度，在此过程中，落后国家或地区由不可避免地受到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制约。[10]
而英尼斯从传播的空间偏向来论述这个问题。“每一种现代媒介都提升了控制空间的偏向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来实现这一点。……它们扩大了接收的范围，却缩小了发布的范围。”[11]按照偏向理论，自印刷时代起，媒介都是偏向于空间的。
“英尼斯认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传播的发展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连续过程。”[12]英尼斯举了纽约的例子，1812年以前，伦敦是世界的中心，美国各城镇之间是孤立的。1812年以后，第二次独立战争，纽约取代了伦敦成为了世界中心。这就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过程。就像屠龙勇士终究变成恶龙一样，美国虽然打破了伦敦这个中心，但内部又建立其纽约这个中心，发展出一个赋予某些中心城市以非同寻常之权力的特殊地理中枢模式。
席勒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是：当今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最好描述为这样一系列过程的总和：一个社会（特指第三世界国家）被卷入进现代世界体系中，其统治阶层被吸引、推动、强迫、有时甚至被贿赂，从而塑造出符合这个现代世界体系中符合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和结构，以宣扬价值观和结构。[13]这里面的关键词是“统治中心”。
在席勒这里，美国维持其全球地位的主要支柱就是军队与文化。[14]作为中心的美国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经济与军事的控制。波斯湾战争时，“在美国国内、乃至全世界传播的关于这场战争的讯息和影像都是由一家公司一一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提供的。而反过来，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新闻素材根本上来源于两个地方一一五角大楼和白宫。”[15]
第二是文化的输出，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并称其为“普世价值”。“西方信息体系是成功实施信息控制的典范，因为，它使美国人民相信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对媒介采取这样或那样形式的审查。为此，人们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作为美国人，并拥有我们这样的传媒体系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16]
对美国的批判
英尼斯与席勒的相同之处是对美国的批判。英尼斯对加拿大的忧思主要集中于《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这本书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彰显了一个强大国家不负责任的可耻行径，这样的政策没有给西方世界未来的稳定带来什么希望。”[17]针对“上帝眷顾儿童、醉汉、美国”这种言论，英尼斯呼喊道：“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地方，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18]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在1932年举办的“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研讨会”上，英尼斯就已提出加拿大对美国存在的严重的依赖性关系。同时他也发现以无线电广播为代表的新兴电子媒介正在悄然“跨越了曾经阻碍报纸传播的国境线”。[19]
几十年后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电视剧出口导致其他国家电视台的日常节目表和美国电视台的日常节目表大都相同。《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第六章开头即是美国对加拿大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支配。[20]而这只是美国文化入侵的一个缩影罢了。
注释
- 1.（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13 第23页 ↩
- 2.汤文辉：出版自由与传播垄断：论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J].现代出版，2013（6）：13-15. ↩
- 3.陈世华著.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38页 ↩
- 4.刘晓红著. 纪念还是继承？重读赫伯特·席勒[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06.第5页 ↩
- 5.同上 ↩
- 6.胡翼青主编. 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D].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第47页 ↩
- 7.李明伟著.知媒者生存 媒介环境学纵论[D].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68页 ↩
- 8.（加）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D].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第165页. ↩
- 9.（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D].胡春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76页 ↩
- 10.潘慧琪. “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历史探源[D].陕西师范大学,2017. ↩
- 11.（美）詹姆斯·W.凯瑞著. 作为文化的传播[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第105页 ↩
- 12.同上，第117页 ↩
- 13.转引自潘慧琪. “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历史探源[D].陕西师范大学,2017. ↩
- 14.（美）赫伯特·席勒著；刘晓红译.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D].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35页 ↩
- 15.同上，第1页 ↩
- 16.同上，第22页 ↩
- 17.（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13.第192页. ↩
- 18.（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13 第89页 ↩
- 19.汪旭. 哈罗德·英尼斯传播批判思想研究[D].湘潭大学,2019. ↩
- 20.（美）赫伯特·席勒著；刘晓红译.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D].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