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想那只大象》、《道德政治》札记
《别想那只大象》虽然理论性不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但用来解释美国政治还是很好的，7-8分之间吧。毕竟我是到现在都没分清左翼右翼、驴象的人。《道德政治》差不多是《别想那只大象》的扩充版，因此两书的札记就放在一起。有页码标注的是《道德政治》的内容。
前几天读《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的时候才说列出数据，是个人都知道该批判美帝。结果莱考夫说事实必须与框架相吻合才会为人所接受。
此书所说的“双重概念论者”还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激活效果”有一些联系。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部分人在选举前就形成了政治既有倾向。选举不过是起到唤醒的作用。莱考夫也认为纯粹的保守派和进步派都无法改变，选举拉拢的是所谓的持有双重道德的“中间派”。
目前美国的趋势愈发保守，是不是又该请莱考夫出山了。
框架
框架是塑造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常识就是由无意识框架所产生的无意识的、自发的、毫不费力的推论。
我们只能理解大脑中的框架允许我们理解的东西。如果事实与大脑中的框架不吻合，那么，框架会被保留，事实则会遭到忽视、批评或贬低。
否定框架，就是唤起/激活框架，进而强化框架。如果使用对方的语言和框架来否定对方，那么就在激活对方的框架，在其他人大脑里强化了对方的框架，从而破坏了自己的观点。
重建框架
用新的语言，建立新的框架，可以改变公众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人们眼中的常识。重建框架，就是变革社会。
重建框架是要让我们以及志同道合者的本就无意识相信的事情进入意识，并不停地重复它，直至它进入正常的公共话语中。
重建框架的核心是诚实和正直。建立框架不是提出一个机灵的口号，类似于“死亡税”“半生产堕胎”等。口号无法克服低认知的问题，只有持续的公众讨论才有机会令其翻盘。
所有的政治都事关道德，美国的政治分歧是一种道德上的分歧。
美国的传统与分裂的根源
中国的传统是什么有很多论述，看见美国人论美国传统，还是挺新奇。
莱考夫认为美国的传统是进步派的方向。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确保这些权利，人们建立政府，行使被管理者赋予的正义的权力；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了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按照此类原则来奠定基础，并以最有可能实现他们安全与幸福的形式来组织政府的权力。（《独立宣言》原始抄本）
如果这些权利真的是不言而喻的，那为什么杰弗逊还非得把它们说出来？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言而喻的？
实际上，17世纪根本不存在这些概念。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新爱洛伊斯》此类小说层出不穷；国家通过法律，以不人道的名义禁止酷刑；艺术家开始绘制能表现主人公个性特征的肖像画；人们改变举止以提高对自己身体的个人控制力，比如打喷嚏时使用手帕；个人自主权的概念迅速产生。
保守党将；换成.，“不言而喻的真理”就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作结。这一段论述的是自由，但接下来的部分论述的是平等，而政府的核心作用就是确保平等。这段话还涉及政府在确保上述不可剥夺的权利公平落实方面的作用，而保守派将其无视。（按：这个标点的问题，莱考夫没有说明是为何如此，是保守派故意换的吗？他们还能影响到出版社？）
这就是美国在政治上分裂的根源。进步人士和保守人士对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因为，对女人好的事情对男人也是好的，对左翼好的东西对右翼也是好的。美国两党都喜欢自由这些好东西，不过每人理解的自由却又不一样。保守人士所说的自由，既不包括平等，也不包括政府在保护平等上所起到的作用。
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政治
| 民主党 | 共和党 |
|---|---|
| 进步派 | 保守派 |
| 抚养式家庭 | 严父式家庭 |
| 共情系统与福祉系统的平衡 | 福祉系统 |
| 私依赖于公 | 公共资源私有化 |
| 税收是对未来的明智投资；纳税=爱国。 | 税收缓解 |
| 抚养式家庭 | 严父式家庭 |
| 战争是对无辜者施加暴力，是不道德的。 | 战争是正义的，是在纠正邪恶。 |
| 允许堕胎 | 禁止堕胎 |
| 支持禁枪 | 枪支自由 |
| 最高价值观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 最高价值观是维护和捍卫道德体系本身。 |
抚养式模型vs严父式模型
抚养式模型（nurturant parent model）
“抚养”意味着三件事：共情(其科学依据是下文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承担起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不只为自己，也要为家人、社群、国家和世界做到最好的承诺。
自己追求幸福、自由，并教育孩子获得幸福，这是家长的道德责任。孩子通过被照顾和被尊重以及关爱别人而变得有责任感、自律（p95）。
保护孩子免受犯罪、毒品的侵害，让孩子不搭乘没有安全带的汽车，不抽烟，不吃到含有有毒添加剂的食品。因此，进步派政治重视保护环境、保护工人、保护消费者、保护人们免受各种疾病的折磨。
进步派的核心价值观是家庭价值观，负责任、有爱心的家庭价值观。通过强烈的承诺和热情的努力付出关怀，承担责任。
严父式模型（strict father model）
严父式模型的假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父亲有抚养和保护家庭的责任与权威。
严父必须让孩子学会自立与自律以应对竞争激烈的世界。由于孩子不知道何为正确，也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严父拥有绝对的权威对孩子进行奖惩，通过惩罚培养自律精神。
当孩子能够自立时，严父支配孩子的权力不再有合法性，道德权威由严父换成孩子自己。有些国家的孩子并不被期待在长大之后完全脱离家庭。因此，孩子对过度干涉的父母并不那么怨恨，也更容易接受政府的权威。p71
严父式模型把道德与成功挂钩。讲究道德，实现成功，靠的是同一种自律精神。
一个“好人”、一个道德的人，就是自律、顺从合法权威、明辨是非、知道对错、追求自我利益以实现成功和独立的人。
道德力量的隐喻：道德需要锻炼，通过自律实现道德（力量）的增长。因此，青少年性行为和吸毒都是由于自身道德脆弱，在美国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贫穷也是因为懒惰，这些都不值得同情（p67）。只有对地震火灾等非人为灾难才应当进行救助（p86）。保守派不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把个人的努力程度当作决定性因素。
双重概念论者
双重概念人士的大脑里有两种道德回路，它们彼此互相抑制，在不同问题上使用不同道德回路。这里没有“中间派”的道德政治意识形态。
极端保守派无法通过重构框架、建立全时运转（不仅仅在选举期间）的有效沟通系统来改变。
一个拥有两套世界观的人，会在不同的背景语境下把这两套世界观应用到不同的议题上。针对具体议题，负责不同价值观的大脑回路无意识地自动来回切换。
要看懂约翰·韦恩的电影，你必须在大脑里有一套严父式模型，哪怕是被动的。你可能不靠这套模型生活，但你可以利用它来理解渗透整个文化的严父叙事。
语言框架会改变某个人的人格类型。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双重概念论者身上。所有双重概念论者采用哪一方的道德愿景，就是选举的关键所在。
按：所谓的道德观，可以替换为世界观、意识形态、元语言。
家国隐喻
以上面两种家庭道德模型为基础，扩散到国家治理层面。其隐喻是：国是家。
这在中文里更好理解。所谓国家国家，两个词本来就相连。儒家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儒家道德的不断外化。君父与臣子相对，治国就是治大一些的家。
不知道英文的family与country有何词源上的联系？
莱考夫虽然揭示了人对国家的认知，但似乎没有解释为何会如此认知？难道仅仅是因为人类的发展过程是由家庭到部族联合，进而形成国家？
共情系统与福祉系统
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人拥有共情的能力。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会自然地与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大脑活动搭配起来，从而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福祉系统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调节愉悦还是不悦的感觉。这一系统兴许还参与了根据人的想象（什么能／不能带来福祉）做出判断的过程。
进步派在共情和个人福祉系统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它的核心是对他人的共情，以及出于这一共情采取行动的责任感，但它又受到以下假设的调节：如果你没能照顾好自己，就不能照顾别人。也就是说，它以共情为中心，同时包括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感。
保守派以福祉系统为中心，只从个人责任感出发，照顾自己只出于个人的利益，不依赖他人的共情，同时对他人没有共情和责任感。
公有vs私有
孩子长大后，严父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从政治上来看，这就转换成了不要政府插手。
保守派将政府最大限度地私有化（私有化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水资源、对商业行为的监管、大部分国防等）。把上述资源私有，保守人士才拥有最大的自由追求个人利益，不受政府的干预，亦无须承担帮助他人的责任。
就市场“自由”而言，它是自律的人（典型的好人）利用个人纪律积累财富的机制。自由市场是道德的。竞争是好的，它带来了资源的最优使用和自律的人，是为道德服务的；监管是坏的，它阻挡了自由追求利润的道路。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实现成功所需的纪律。
按：赫伯特·席勒也批判美国广播媒介的私有化和商业化。
莱考夫作为进步派人士，认为公共资源促成了自由，提供了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公共资源所提供的自由，才是美国民主的核心。政府提供了公共生活中的各种设施，以此来保障居民的自由与权利。
按：两派对自由的解释，其实就是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去做……的自由）与消极自由（免于……的自由）。政府的作用如家长一样，既可以是保护（弱小），也可以是障碍（强大）。因此不能说古代没有自由，同样也不能说古代的自由与现代的自由相同。现代社会将古代家庭的消极自由换由政府承担，而扩大人的积极自由。保守派太过于追求积极自由。
莱考夫在《道德政治》中说，保守派和进步派都是古典理论自由主义。进步派则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p18
税收
小布什提出税收缓解（tax relief）的说法。
税收缓解的隐喻是：税收是一种痛苦。只有痛苦这类不好的事才需要缓解。另外，有痛苦，也就必然有承受痛苦的一方和消除痛苦的人，而消除痛苦的人为英雄。如果有人想要阻挡英雄，那这个人就是阻挡“缓解”的恶棍。
保守派不断把税收说成是痛苦和负担，使得双重概念论者“转而”把税收视为负担，而不再将其视为让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成为可能或者为企业的繁荣奠定基础的东西。
保守派的核心战略是最小化甚至彻底消除为公共资源提供资金的税收。保守派反对扶持和照顾。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因为它们养成了人的依赖性，使人丧失自律。用减税来奖励好人，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因为成功表明他们有纪律、讲道德。减税后政府就没钱留给社会福利项目（甚至连教育、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也难以保证），不用救济下层人民。一举两得。
莱考夫则从另一方面解释税收：税收是对未来的明智投资；纳税是爱国行为。
我们的父母，通过税收为我们，也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投资。他们用自己的税金，为我们的州际公路系统、互联网、科学和医疗机构、通信系统、航空系统和空间计划投资。
税收就是为你所得的权利付费，偿付你在美国的会员费。避税的人与搬到百慕大的企业一样，没有为自己的祖国支付会员费。纳税是爱国行为。抛弃我们的国家，不缴纳会员费，就是叛国。
外交与战争
国家是人的隐喻与外交政策
理性行为者是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它本身又承载着另一重隐喻：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
保守派试图对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施加严父道德观，他们认为上帝高于人，人高于自然，成人高于儿童，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美国高于其他国家。
成年国家就是工业化的国家，儿童国家则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
一个严厉而有道德的父亲，应该告诉孩子们怎样发展，告诉他们应该遵守怎样的规则，如果他们做错了事，就施以惩罚，比如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操作。
小布什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里用了“举手请准”的隐喻/框架：“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举手请准（permission slip）。这个说法的隐喻是：小学生（其他国家）需要向成年人（美国）举手请准去上厕所（国际事务）。美国作为拥有权力的成年人就不需要获得他国的同意。
进步派认为，道德行为应当以共情和责任为中心，即对自己，也对需要你的其他人负责。抚养者道德体现出多边主义，相互依存，国际合作的原则。此原则下，国家应该：
将对国民的保护转化为用于防御和维护和平的有效军事力量。
将建立和维护稳固的社区转化为维护强大的联盟、开展有效的外交。
将关怀和责任转化为关怀世界人民，在世界健康、饥荒、贫困、生态环境、人口控制（以及人口控制的最佳方法——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等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国家是人的隐喻与战争
自卫和救助故事构成了“英雄国家”的正义之战。
海湾战争中，老布什设立的框架：科威特遭到了“强奸”，美国作为英雄，起到救助的作用。
伊拉克战争中，小布什设立的框架：萨达姆帮助或窝藏了基地组织成员，或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起到的就是自卫的作用。
911的隐喻分析
- 建筑是人
世界贸易中心是许多人心目中纽约的象征。它不仅象征着美国的商业中心，还象征着文化中心和通信中心。因此，它成为美国的象征。
我们把建筑物比喻成人，建筑物是头，窗户是眼睛。撞进世界贸易中心南楼的飞机，就像是一颗子弹射进了人的脑袋，而大楼另一面冒出的火焰就像是喷溅而出的鲜血。大楼倒下，如同身躯倒下，也象征着美国的倒下。
镜像神经元系统：每当我们看见一架飞机朝着建筑物飞去，又联想到建筑物中的人，我们就会感到飞机在朝着自己飞过来。
- 小布什的框架
最初的框架是将911事件视为针对受害者的犯罪行为，肇事者将被“绳之以法”，并受到“惩罚”。
几个小时之后，犯罪就被修改成了战争，相关用语也改为“伤亡人员”“敌人”“军事行动”“战争实力”等。事件中确实有敌人和伤亡人员，但没有敌人的军队，没有作战编队、坦克、战舰、空军，没有战场，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胜利。因此，战争框架并不合适。
小布什把恐怖分子叫作“懦夫”，但对那些愿意丢掉性命、实现自己的道德和宗教理想的人来说，这个词也不太适合。
后来他说“用烟雾把他们熏出藏身的洞穴”，恐怖分子是老鼠。拉姆斯菲尔德则说“抽干他们栖身的沼泽地”，恐怖分子是蛇，是低等、卑微的沼泽生物。这里的概念性隐喻是：道德是崇高的，邪恶是卑微的（恐怖分子地位低下），邪恶的人是动物（他们生活在底层）。
小布什使用“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一词指代伊朗、伊拉克等国，将911与珍珠港被袭等同，成为入侵伊拉克的借口，塑造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认知。
小布什政府的反应是纯粹的严父道德。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散漫、不受约束是邪恶的。我们必须展示实力，消灭邪恶，我们要复仇。如果有人员伤亡或间接损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 进步人士的框架
严格来说进步人士并没有设立框架。因为他们用了很多的否定用语，否定保守派的说法。而只有积极的话语形式才能建立框架。
自由派和进步人士呼吁正义，而非复仇；强调理解与克制。他们认为不能模仿引爆炸弹的人；不应该为了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就牵连无辜的生命。大规模轰炸阿富汗和伊拉克，害死无辜的民众，只会说明美国人并不比恐怖分子好多少。
在抚养者道德中，反恐来自另一种道德准则：对无辜者施加暴力是不道德的。
小布什框架胜利后，政府并未通过对富人增税来筹措战争资金，反而实行减税政策。
教育
保守派认为，老师应当严厉，不应该一味地照顾学生，他们应当为学生确立榜样，对自己教授的内容言传身教。教育应当促进纪律，散漫、顽劣的学生应当受到处罚。老师不能纵容跟不上学业的学生，要让他们感到羞耻，以留级的方式惩罚他们。
保守派反对公立学校教育，提出了特许学校、宗教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替代方案。
在得克萨斯州，特许学校打压进化论和科学，教授创造论。密歇根州80%的学校是特许学校，它们在教育贫困儿童方面没有比公立学校表现得更好。
保守派削减州立大学的预算，学校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提高学费，从而使得大量贫困学生无力负担高等教育的费用。
医疗
保守派：照料孩子是家长的责任。如果他们办不到，那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个人责任。没有人应当替别人履行职责。因此，孕期保健、产后保健、儿童保健、照顾老人和体弱者，都是个人的责任。纳税人没有责任照顾这些人。
“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和“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奥巴马以为，如果所有的主要条款都受欢迎，这个计划也就会受欢迎。
保守派并未攻击受欢迎的条款。他们没有发起运动支持享受医疗保险的先决条件或额度上限，也没有反对让上大学的孩子享受父母的医疗保险计划。
保守派选择了两个道德领域：自由和生命。从自由的角度，他们攻击医疗改革方案是“政府接管”；从生命的角度，他们说医疗改革方案包含了“死亡委员会”。
当奥巴马说“这不是政府接管”时，他都使用了“政府接管”这个说法，并因此在听众的大脑里激活了“政府接管”的概念，从而强化了保守派的攻击。
保守派不使用“平价医疗法案”这一名称，而是另辟蹊径地发明了“奥巴马医改”这个说法，抹杀了医疗改革的“平价”特点。
奥巴马应该按照积极自由的方式思考，如果患上了癌症却没有医疗保险，就失去生命，进而失去自由。
堕胎
需要堕胎的妇女有两种：进行“不正当”性行为的未婚少女；想要推迟抚养孩子以追求事业的职业女性。
未婚少女违背了父亲的诫命；职业女性挑战了严父的权力和权威。
保守派并不是真心地支持生命，“终止妊娠”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他们文化之战的部分策略，其目的是获取并维持其政治权力。
- 滑坡举措
保守派禁止“半生产堕胎”（怀孕期第四个半月至第九个月施行堕胎）。实际上这种案例几乎不存在，但它是通往终结所有堕胎手术的一道陡坡。它将堕胎视为可怕的过程，并建立框架。
罗诉韦德案被撤销，不知莱考夫作何感想。书中的乐观精神遭到现实的无情殴打。（这里我用了个隐喻。）
持枪
保守派认为，枪械为主人提供了一种权威，是保护家庭不受伤害的必要物品。
难民
自由派将难民目前的身份隐喻为“通往公民之路”，把这种身份视为一条应当结束的漫长而辛苦的旅程，一路上少有权利，还长年处在不定的状态中。
保守派的隐喻将这些难民比喻为罪犯。
贫富差距
保守派喜欢说富裕的企业主和投资人是“创造岗位的人”，他们“给”了人们工作，就好像他们创造的工作是送给失业者的礼物一样。事实上，工人才是利润的创造者。工人为企业主和投资人的利润做出了贡献，否则不会被雇用。
- R：再投资财富。指的是通过投资获得投资回报，接着把回报反复再投资所产生的财富。
- G：生产性财富。这指的是劳动、生产和销售物品或服务所产生的财富，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所衡量的财富。
直到1913年，大部分财富都是再投资财富。即使在工业革命时期（通常人们都会联想到生产性财富），R也远远大于G。
一战、大萧条和二战，再投资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遭到摧毁。生产性财富变得更多。
1980年前后，里根极大地削减了对富人的税收，发起了对工会的猛烈攻击，削减了对企业的监管。撒切尔夫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执政理念。再投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超过生产性财富。
1976年，前1%的美国人拥有19.9%的财富。2010年，前1%的人拥有35.4%的财富；前5%的人拥有63%的财富；前20%的人拥有88.9%的财富。
总结
进步派的迷思
- 真相必叫我们自由
仅有事实真相并不会带来自由。
你可以把事实摆在人们面前，但要让人们理解它，事实就必须跟人们大脑里的突触相吻合。要想让事实有效地进入公共话语，就必须为之建立恰当的框架。
否则，人们就会给事实标上“不合理”“疯狂”或者“愚蠢”的标签。
- 人总是基于自身利益去思考问题
民主党认为选民会根据自身利益来投票。
实际上，人们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来投票的。
进步人士爱谈政策和社会项目，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知道政策细节。他们只想知道你站在哪一方，你的价值观是否跟他们的价值观相吻合，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想要把国家带往哪个方向。
- 政治竞选就是营销
政治竞选活动是营销，候选人是产品，候选人在各议题上的立场就是产品的功能和质量。市场细分，根据不同的地区找出最重要的议题。而民意调查应该能决定候选人就哪些议题展开攻势。
自由和进步派候选人爱看民意调查，认为自己右移能拉到更多的“中间派”。
以严父式模型与抚养式模型主导的人数都为35%～40%。剩下的是中间派。但没有一种“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中间派基本上都持有双重概念，在有些议题上持保守立场，在另一些议题上则持进步立场。
里根知道，蓝领工人在工会政治里是抚养者，回到家里就成了严父。他采用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隐喻，顺利地让这些工人把严父式思维模型从家庭中延伸到了政治上。
对进步派的基础选民讲话，从而激活“摇摆不定（双重概念论）选民”的抚养者模型。不要向右转，向右转会带来两方面的伤害。它不仅疏远了进步派的基础选民，还帮保守派激活了动摇选民思想里的保守模型。
保守派
保守派就没有那么天真。
保守派内部派系林立，但这些人有着同样的严父道德观，只是关注不同的利益领域。
经过几十年与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保守派琢磨出了框架的重要性，也琢磨出了怎样为每个议题建立框架。
保守派严格执行信息纪律，他们的许多办公室设有“比萨基金”：当成员用了“错误”的语言，就得朝“比萨基金”里投25美分。
保守派代表的是一群经济及政治精英，却要到中下层劳动人民中去争取选票。通过语言，保守派把自由主义者（其政策更为平民）装扮成没落的精英、不爱国的败家子，而把保守派（其政策更有利于经济精英）装扮成平民。
按：莱考夫所说的框架与隐喻的运用，在现实中最常见的就是造词。什么优化、毕业、向社会输入人才等等，用褒义词来定义悲伤。长此以往，这种框架能成真也说不定。
席勒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入侵与文化入侵，举了杜鲁门的例子。杜鲁门属于民主党，也即莱考夫所说的进步派。马歇尔计划虽然看似是抚养者道德，对他人进行帮助，其实质也是一种入侵。杜鲁门主义更是对他国政治的干涉，体现出严父道德观。可见，本国利益之下是无论党派的。或者说，进步派也并不如莱考夫说的那样好。进步-保守这样的词语本身就是一种框架和隐喻。
此外，国防部投资信息技术发展出互联网，这是莱考夫认为私依赖于公的体现。席勒则认为这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对媒介的掌控。以上都可以算是对莱考夫此书的解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