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札记
书的结构是第一章讲生平，后面一章讲一本书。这里我就有个问题，在国内只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译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翻译席勒的著作，而去翻译研究席勒的著作呢？研究著作无论怎样也只能接近而不能超过原著。如果《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对席勒的阐释很好，那么，不读原著也不能明白阐释的精妙之处，只能隔靴搔痒，泛泛而读。如果本书的阐释不好，那也需要读过原著才能对比出来。按：再读时发现是因为版权问题所以一没法翻译席勒的著作。还好抱着谨慎的心态再过了一遍。不然就成单纯的喷子了。我能想到的问题其他人不可能没想到。
我只读过《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本书第二章15页的阐释我只有9处划线，并没有感觉对原著的理解加深了。可能是读得比较囫囵的原因。
当然，要说收获嘛，还是有一些的。
- 反共先锋施拉姆
此书对席勒的生平与美国社会环境介绍比较多。虽然知道美国那时候也没多少自由，但也没想到居然会评价施拉姆为“狂热的冷战战士”（p46）和“反共先锋”（中译本序）。席勒当时面临如此的环境还做这样的研究，也是难得。
施拉姆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这一点让我想起了《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20世纪40年代，非美委员会对书店、大学教授、民权行动主义者以及据称加人共产党的作家（包括企图给达拉斯·斯迈思贴上非美标签）进行诽谤并低毁其名声。对美国参战之前那些为保卫欧洲民主而战的美国人加以迫害。p37
席勒也对给劳工研究会的文章署真名感到焦虑，也担心被拍到正面照片。p39
二战后，美国使反共产主义发展成“一个全方位弥漫于全国的氛围”。蛊惑民心的反共产主义“非常错误地评估并歪曲苏联的用意”；也使西欧的民主运动和政党（由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消亡。p36
《传播与劝服》里也说：在国际关系领域，许多实际的传播问题都是由“冷战”引起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加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抵御国外可能进行干扰性宣传。p1
- 席勒与马尔库塞
两年前研究英尼斯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关系的时候就注意到席勒与马尔库塞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职过。我以为同在左翼阵营，两人会有会有较多的交流。这次查了一下，马尔库塞是1965任职，1970年退休；而席勒则是1970才任职。两人正好错过。本书说是里根的政策法案，让马尔库塞不得不因为年龄而退休（p67）。
- 政治经济批判
席勒对里根政府的批评也可与莱考夫的著作联系起来。比如减税、削减社会保障经费（反对大政府）、增加军费、轰炸利比亚等典型的共和党执政方略。莱考夫与席勒都引用过奥威尔的“双重思想”、“新语”概念（p163）。这在莱考夫那里就是一种框架。
不加监管/信息自由流动就是美国电子入侵其他国家的方式。一个基于“自由流动”准则的国际贸易环境，这确保了美国制造的媒体出口商品的猛增，以及国外市场对美国文化产业重要性的激增（p99）。莱考夫也批判美国法律把公司当作人，承认公司的言论自由。
信息自由对美国国内也有影响，所有才有《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出版。
本书还说了美国的双标。当英国强大时，美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抵抗英国的“自由流动”政策。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体系的唯一霸主，自由流动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原则。p98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席勒注意到国家的领导层持续向右转，此变化的核心位于作为国会多数党的共和党。美国威权政体的到来正初露端倪（p159）。按：且观后续。
- 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
当自由被用于固化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并同时声称向所有主体提供普遍机会时，形式上令人赞叹的自由可能在实质上就具有压制性了。《传播与文化支配》
压迫之实既存，自由之名便难以为继，美国需要寻找替代性的政策话语（p101）。当文化支配与亲体系的意识没法仅仅通过经济手段获得保障时，对统治集团而言，掌控“信息机器”甚至变得更重（p97）。这就是技术控制的兴起：如发射通信卫星、国际传播研究外国受众的思想状况登措施加强对他国的控制。911之后，技术控制的话语换成了反恐（p151）。
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并非服务于科学与工业的价值中立的工具），“将来有可能为取代现行结构的变革奠定基础，”但是它们“目前服务于并在强化支配性的体系”（p93）。
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并服务于现行的社会权力体系，尽管它也时常促成对该权力的组织与分配的改变。《传播与文化支配》
席勒还为卢德运动翻案：卢德运动参与者想要新技术来帮助其缓解紧张的劳作；他们所不想要的则是任由拟议的新技术和工厂工艺将对劳作过程的控制集中到工厂经理们的手中，从而令他们失去对该过程的控制。p103
席勒反对技术狂热，是激进的技术决定论怀疑者（绪言p13）。技术狂热基于一种胁迫感，即如果不采纳最新的技术奇观，人民将被滞留于黑暗时代。这种购买特定器具之最新版本的狂热在极度消费主义的美国很好理解，但是否有必要将这种焦虑扩展至世界其他地方？p104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不应当急切采用新的信息技术，也不应当对技术不加鉴别地一概排斥。p108、p124、p163
对那些力图从阶级体系解放出来的社会而言，西方模式并不适用。对西方模式的拒绝并不等同于对增进文化间交流的摒弃，也不是对因循守旧和一个社会中保守的压制性元素的赞同。p162
- 传播研究的三阶段
国内“有限效果”模式与国际的强效果模式之间的对立，在二战结束后持续了二十年。两类模式都狭隘地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影响（p139）。《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里也有传媒公司支持“有限效果”论，因为这样就不用对电视/广播造成的后果负责。
第二个阶段主要发生在国际传播领域，并且也存在于遍布世界体系的反抗的政治动荡中。这一阶段的研究显示了媒介在国内与国际的权力与经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于是“有限效果”学派内部改进，促使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接纳了例如“议程设置”和“把关人”理论。p140
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衰弱，媒介理论依循两条思路复苏了有限效果观念。
第一条思路认为新的技术（诸如录像机和有线电视）释放了受众，使后者可以更主动地决定其媒介内容菜单。这一理论推崇积极受众的存在。p140
第二条理论思路来自文化研究，他们提出意义建构并非一个单向的讯息系统，而是由多样的亚文化群体组成的“积极受众”创造出一系列意义，其中有些意义与支配性媒体的讯息是对抗的（p140）。按：这里指的应该是霍尔的理论。
这两个版本的积极受众理论淡化或者完全否认阶级体系的威力与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反而强调主体以及主体之间观看电视的体验。有了这样一个托辞，从理论上否认媒介强大效果之存在、虚假信息和宣传之影响以及文化帝国主义之现实也就行得通了。第三阶段是主流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若干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再度否认。p141
人类并不善于应对一个无处不在的虚假信息体系。事实上，受众确实在以不同方式解释讯息。他们也可能将它们转化以符合其个人的经历和口味。但是，当他们在所有文化渠道中面对着由社会秩序的指挥官发出的不断重复的一个讯息时，他们的能力被击溃了。《文化有限公司》
最好的文化研究著述聚焦于阶级不平等状况。《文化有限公司》
按：这里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经验学派、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讲，还是极好的。每逢观其会通之处，都值得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