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化的诞生》札记
导论
本书的基本想法是，社会科学必须要去问一些在“人类生活周遭”发生的问题，问一些能激发学生，进而激发经验研究的问题。社会学应该是、也必须是一个研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社会学。
社会理论根本的任务与责任，就是去指出社会痛苦的来源。
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这确实是莫大的问题。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从哪里来与到哪里去之间，在此间，重要的是如何生活。)
若想要检视我们生活的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
时间
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的，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完全不具有什么伦理观念。我们的行动与取向，会通过时间规范、截止期限与时间规章，来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需求”进行协调和兼容。
我们被一个巨大而不可见的时间体制管制、支配与压迫，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并不是政治性的，所以至今都不被人们讨论、强调。
社会加速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便声称，在资本主义当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齐美尔认为生活越来越紧张、社会体验的变迁速度，是大都会生活的（也因此是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涂尔干则认为失序的发生，肇因于社会变迁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来不及发展出新的道德和连带形式；或是，最后，韦伯援引了富兰克林，将新教伦理视为严密的时间规训伦理，也就是认为浪费时间是最罪大恶极的。
第一章 社会加速理论
罗萨指出，各种现代时间结构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命定般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时间结构是被加速逻辑所支配的，而且这种加速逻辑与现代性的概念与本质有着几乎尚未被人发现的关联。
社会加速的三重面向
- 科技进步加速
定义：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输出”的增加，比如每小时的公里数，每分钟的计算机字节数，或是每天生产的车辆数。
空间被运输和传播沟通的速度给缩小。
- 社会变迁加速
社会变迁的加速意指社会各个事物、信息的时效性已经越来越短。完成事务的截止期限不断往前挪，而且源源不绝的新事务也会不断被交代下来。（译者前言）
定义：经验（过去）与期待（未来）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经验范围和期待范围正重叠发生的时间区间）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
按：即事物稳定的，不变的时间减少，变化的速度加快。
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惯习的形式、电话、地址、工作、情侣关系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
在农业社会当中，理念型意义上的家庭结构，经历了数个世纪都还会保持不变，过了数个世代其基本结构都还是相当完整的。在古典现代（大约是1850年到1970年），这种结构可能只维持一个世代。由一对夫妇组织起来的家庭结构，可能等到这对夫妇逝世之后就会随之解体。到了晚期现代，有一种趋势是，一个家庭的生命循环，可能比一个人的生命阶段还要短。
- 生活步调加速 “时间匮乏”
定义：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
主观测量，生活速度（对比其自身）的加快，可能在个人的时间体验上有可观察到的效应：它会让人们觉得时间很匮乏，觉得很忙碌，感受到紧迫与压力。
客观测量第一种，是测量可界定出来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或“单位”的缩短。
第二种，测量行动时间与体验时间的“压缩”。通过减少休息或间隔时间，而做得更多或体验到更多，以及同时做更多事，比如同时下厨、看电视和打电话。
科技加速在逻辑上应该是会增加自由时间的。但在“加速社会”当中，事务量成长率系统地超过了科技加速率。
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
科技加速并不是社会加速的肇因。工业时代的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本身，似乎就是由现代社会的时间短缺所驱动的。
- 竞争
节省时间就是节省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手段。
一般的社会加速，以及特别是科技加速，是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后果。
现代社会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
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
我们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
唯一不被竞争原则所统治的分配领域，是福利国家的分配模式与措施。
- 文化动力：永恒的应许
人们并不单纯仅是被迫去适应他们毫无筹码的加速赌局。相反的，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
世俗社会，追求此世的财富与享受。（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动力）
但是，个人所知觉到的世界时间，与个人的生命时间，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张力。世界可提供的事物远比能够体验到的事物多。
于是，只能“加倍快”地过生活，只用一半的时间来实现行动、目标与体验，以此实现加倍体验的“总量”，也因此加倍了“生活”的总量。
加速因此成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我们生命时间之间差异的策略。“生活步调”的加速，是我们在面对有限与死亡的问题时，所作出的（亦即是现代性的）回答。（虽然这个回答不一定有效。）
- 加速循环
劳动分工的内在逻辑，或社会的功能分化。
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已经转变成一种不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我推动系统。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
现代人被交代的事务越来越多，但完成时间越来越短，因此被加速的生活步调就只能借助加速科技来处理众多亟待解决的事务。加速科技的广泛使用，就会再促使加速科技的进步，然后社会变迁又因此再被加速，最后生活步调也随之继续被加速。（译者前言）
什么是社会加速？
社会生活的加速在概念上要能站得住脚，还必须要证明加速的力量系统性地胜过减速的力量。
- 自然的速度极限
1天24h。
- 减速绿洲
现存的一些原始社会与经济不发达地区，未经过现代技术的浸染。
很多商业产品都会刻意生产“古法商品”，也就是以传统方式来养殖，或是以纯传统手工来生产的消费性商品。
- 因社会加速的失调而来的减速
当每个人都想求快时，会形成交通堵塞这种反而完全静止的现象。
抑郁症，就是因个人面对过大的加速压力，而引发的（减速的）反应。
经济不景气，也可以诠释为同属此种减速形式。
- 刻意减速
反抗现代性的加速过程及其影响的意识形态运动。
4.1 功能（加速的）减速
意在休养生息，以便在加速系统当中继续运作或进一步再加速。
当代意图减速的论点当中比较重要的，都依循着一种功能减速的思路。
4.2 意识形态上（反抗性的）减速
包括激进宗教、“深层生态学”、政治极端保守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
罗萨认为，把呼吁减速单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看，是太过简化且危险的做法。因为成功且无所不在的加速，掏空、侵蚀了未来的加速的前提与加速社会的稳定性。
经济减速和政治减速从某些方面来看，可以证明应是加速社会的基本必需功能，而不是对加速的意识形态反应。
- 社会加速的反面：结构惰性与文化惰性
唯一不属于派生的或残余性的减速形式。不过实际上这个减速面向似乎内在于现代加速当中，与加速是互补的。
为什么要谈加速而不是减速？
减速范畴对于所有当代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并不是都那么重要。
在所有的减速形式当中，没有一个能跟现代加速趋势有真正且结构性的不分轩轾的抗衡之力。
对于在高速社会中的原地踏步所感到的恐惧，会造成一些文化疾病，例如冷淡漠然、抑郁、厌世、神经衰弱。
重要之处何在？加速与我们“在世存有”的变化
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范力，来进行调节与相互合作。截止日期、日程表、期限等形式。
加速体制大部分都隐藏在行动者背后。
空间上的邻近，对须保持亲密的社会关系来说，不再是必要的。
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亦即稳定时期）的萎缩，和社会联系的大量激增，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
我们几乎是在东西坏掉之前就换掉它们，因为创新的高速率，让这些东西在它们的物理寿命结束之前，就已经落伍
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真正的”改变了。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封闭起来了，历史走向了终结。
“古典”现代性已经转变成“晚期”现代性，主要就是指人们体验到文化已经从有目标方向的变迁（进程），转变成狂乱片段的单纯改变。
古典现代时代，社会变迁开始刚好加速到一个地步，让人们发现当下跟过去不一样，未来也可以想见会跟当下很不一样。这让历史仿佛有个方向，而（个人的和政治的）进程模式则在历史当中铺展开来，使得历史叙事以一种进步史的形式呈现。
晚期现代则不同，社会变迁是随机的、片段的，甚至是狂乱变化的，而不是进步的、有方向的。事物虽然改变了，但是并没有“朝向任何地方”发展。因此，在个人层次上会造成压力疾病的，也会在集体文化时间感知层次上带来“（朝向）历史的终结”的感。
第二章 社会加速与当代批判理论的诸种版本
并没有一种无历史性质的认识论真理，而且所有的理论分析都必然会与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密切相关。理论与历史有着密切关连。不能脱离历史脉络、超脱社会立场而推导出来。
判理论的宗旨：指出社会病状。
社会病状不只意味着“社会（物质和/ 或符号）再生产”这项功能遭到扭曲或出现了失调，而是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可能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或变迁。
批判的规范基础应该奠定在社会行动者实际的经验之上。必须要根据社会行动者自己的（负面的）感觉、信念、行动，才能对痛苦与异化的存在与否下判断。
- 批判理论的两个层次
- 如霍耐特所提出的“超越内在世界”的准则。这个层次的要求在于，社会行动者自己知道比较好的生活形式与社会形式是什么，他们会揭露出批判理论想指出的那种病状的感觉，然后会从中形成某些可以在日常实践当中克服这些病状的知识。
承诺要有自主性与自我决定，相信人类都应该有权利和机会去发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能力、需求与希望的生活，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政治社群应该要民主地组织起来以创造有利于美好生活的条件——这些都是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性的计划”的核心。
罗萨认为，人类主体在行动与决策当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持续受到美好生活的想象所引导。我们之所以是一位社会行动者，是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应走向何处，是因为我们认为行动会创造美好且有意义的生活。
而批判理论最值得采取的讨论切入点，就是社会所造成的痛苦，并由此批判性地分析美好的观念和实际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让主体想去追求美好，却又让主体必然无法真的实现美好的那种社会情境，就是社会批判首要针对的目标。
- 与之相反，社会行动者总是有可能在遭遇并承受些什么而不自知。批判理论总坚持认为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行动方式，都应该、也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形式。批判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对造成社会形式的规律性与发展动力，进行指认与批判分析。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好处就在于，能够解释从早期现代，到“古典”的、福特主义的现代，再到“晚期现代”的这一连串现代生产体制与消费体制的转变。并且，更有甚者，还可以解释认同形式与政治文化的转变。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任何社会的“综合体”都以相互理解的情境，以及由沟通所形塑出来的生活世界为基础。对于霍耐特来说，是承认情境建立了社会的基础。
加速并没有实存性，而是过程，所以罗萨不会说加速建立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或基本综合体，而是会说，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逻辑，以及推动力。因此，罗萨的批判理论不会反对互动条件（包括相互理解情境以及承认情境）形成了社会的基础，而是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继承与发展。
按：这一节的逻辑有些没理顺。罗萨似乎一边相信人类对美好的追求与对痛苦的感觉，一边认为社会行动者总是有可能在遭遇并承受些什么而不自知。这两种相反的观点是否对应两种批判理论？似乎也不像。毕竟两边都有哈贝马斯、霍耐特与罗萨。
加速与“相互理解情境批判”
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或译《交往行为理论》。这书啥时候能重译啊。那谁在当官，也不知第二卷有没有下落。）指出：社会病状的出现是因为沟通条件被系统性地扭曲。
学术界追求经费，很难发展出更好的论点逻辑，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检验。
政治上，需要顾虑到的看法与需求越来越多样。决策的背景条件和后果同样变得越来越复杂。相反，用于决策的时间缩短。于是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难以为继。在晚期现代的政治当中，能决定未来的政策方针的，不再是（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更好、更有力的论点，而是群情激愤，或多或少非理性，但多半相当草率的直觉，煽动性的隐喻和图像。（按，波兹曼对图像时代与印刷时代亦有论述，特别是政治的娱乐化。参见《娱乐至死》）
加速与“承认情境批判”
霍耐特以相互承认模式为基础的社会观，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沟通需要时间，但承认不用。
但是，承认的批判理论长期来看也无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到社会加速的后果（与肇因）。
- 因为速度已经是主流的社会规范，并且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自然化”。（或者说是神话？）
- 霍耐特假设出自结构性成因的蔑视会造成恼怒与愤慨；但与此正好相反的是，在速度游戏当中遭到蔑视的人，却很少感觉到他们其实遭受了不公正。
竞争逻辑和成就逻辑根本上就是社会加速的核心驱动力。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也会变成一场速度游戏。在阶层分明的社会当中，分配模式和承认模式是事先就固定下来的。在现代世界当中的地位不是被预先决定好的。分配模式和承认模式会根据一个人为ta自己挣来的地位而重新安排。为承认而斗争毋宁说是为了更好的地位而斗争，或是为了相对的地位荣誉和价值的再定义而斗争。
从“古典现代”转变到“晚期现代”）之后，为承认而斗争就会再次转变它的形式，从地位变成了表现，同时持续用永恒的不确定性、高度变迁速率，以及日渐增加的徒劳感，威胁着主体。
承认不再是一辈子的成就，而是越来越变成每日的竞争。一个人拥有的地位对保持与获得社会评价的机会来说很重要。但一个人始终无法确切拥有这个地位，无法确信这个地位在明天还有同等的重要性。
从隐喻上来说，为承认而斗争即是日复一日地从头开始，而且再也无法拥有一个稳定的根基或高台。
加速与新的集权主义形式
社会加速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
- （a）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
- （b）它无可挣脱，所有主体都会受其影响；
- （c）它无处不在，亦即它的影响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当中某个或某些领域向，而是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
- （d）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去批评或反抗它。
这些控制很难被承认或视作是由社会所建构的。这并不真的是正式的规范或规则，而且这也不会出现在政治辩论当中，所以原则上也很难抵制，或是反抗与违背。人们依然觉得时间一视同仁，是自然给定的。如果觉得没时间了，也仅是抱怨自己的时间管理不好。时间基本上都处于政治讨论的范围之外。
第三章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时间情境批判的三种形态
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批判。比如，晚期的马克思和他的诸多后继者，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矛盾，必然会造成难以克服的社会危机，早晚会导致社会再生产关系的崩溃。简单来说，功能批判的核心是预言社会系统（或社会实践）最终会失败、无法运作。
规范批判认为社会结构或社会分配，根据规范和价值来看，是不好或不公正的。当然，规范和价值必须要先定义并论证何谓好和公正。实际上，规范批判有两种版本。一种可以称作是“道德的”，另一种是“伦理的”。
2.1 道德批判基本上建立在公正概念之上，因此其论点通常认为既有的社会制度让财货、权利、身份和/或权益出现了不公正（比如不公平）的分配。此处的焦点一般是社会关系，亦即团体或个体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
2.2 伦理批判的基础概念是美好的或成功的生活（或是反过来说，分析美好的或成功的生活的实现条件如何被阻碍了，比如分析社会异化的状态）。这个时候，重点就不在于公不公正，而是关于幸福的可能性。
对于伦理批判来说，定义出普遍能被接受的，或是对于被批判的社会来说是可以论证的规范、价值，或是定义何谓美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难事
功能批判：去同步化的病状
社会加速的功能批判，通过对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社会生活所有层面的（去）同步化的问题与过程进行彻底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潜在的速度病状的征兆。
只要同步化，当其中一个提升速度时，另一个就会感到压力。
去同步化产生自“社会世界”与“外在于社会的世界”之间，但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当中不同的速度模式之间。
现代西方社会的中心观念还是认为，政治决定了社会步调和文化发展步调。也就是说，政治决策和社会演化是同步的。
如果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经济变迁的加速过程是一样的，那么民主的民意形塑和决策就会被减慢下来（因为民主需要时间，观点的自由市场需要考虑更多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形成真理或共识），而且最终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演化之间的去同步化。
今天人们不再认为政治会决定社会变迁与演化。相反的，“进步的”政策的特征，就是希望在时间上“驾驭”政治意志、科技与经济的进程和发展，然后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政治手段（比如通过贸易交易税等手段）来控制速度，以及稳定或抵抗社会变迁的趋势。
政治操控在早期现代和古典现代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工具，但在晚期现代却成为了社会加速的障碍。去管制化、私有化，以及法治化，都是根除政治的操控的指标。
罗萨认为这种去同步化是有害的。购买和消费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时间鸿沟（只要想想看买一本书和看完一本书，或是买一架天文望远镜跟使用那架望远镜之间的时间鸿沟）。
另一种功能失调性的去同步化形式：文化再生产。文化规范和知识的传承，反映了社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而且也是一个无可避免必须耗费时间的过程。如果生活世界因为动态化，使得世代之间不再具有或只有一点稳定性，那么世代之间实质上就会等同于活在“不同的世界”，让社会的象征的再生产遭遇到断裂的危险
能够创新地应对变迁情境的社会创造能力，可以想见会需要相当大数量的“自由的”或富余的时间资源，以便游玩、发呆、闲下来，以及白白地浪费时间或看似胡乱地使用时间。于是，很明显的，不断在追求创新与变动的现代社会，其实根本上会损害创新能力与创造性的适应能力。
规范批判：意识形态再探；揭露潜藏的社会时间规范
矛盾：
-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而且依赖幅度以难以置信的程度不断增长。
社会生活被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非常严格地管制与控制，这些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相当细致地操纵了个体的行为，以让互赖链能够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且让互动过程可以不间断地持续运作。
- 另一方面，如果从伦理规则来看，现代社会当中的人似乎是相当自由与自我的。
互赖链在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个体化、自由主义化和多元化。但这也同时表明道德社会规范显著地弱化了。所以，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道德方面和伦理方面，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我们怎么能前所未有地完全自由，却又前所未有地极度合作、协调、同步化呢？这怎么可能呢？
原因是，有一种社会意识（时间规范）隐藏在主流的自由主义的自我自由感背后，它以压倒性的力量将一切推往反方向。
加速竞赛将我们困在滚动得越来越快的仓鼠滚轮中。但这也解释了现代社会在面对极长的互赖链时，如何满足合作、规制、同步性的需求：现代社会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乃是通过严格地实施时间规范，通过行事日程和截止期限的规则，通过临时通知和立即性的力量，通过迫切的满足与反应。
教会常被指责（而且许多情况下这些指责其实是有道理的）将罪责感与羞耻感强加给信徒“我有罪，我有极大的罪”。
然而，宗教也提供了希望与救赎。首先，宗教教导我们人天生是有罪的，所以如果我们软弱，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错。其次，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虽然我们有罪，但也是有希望的。
现代社会不是如此：现代社会制造了罪责主体，但毫无慈悲与原谅。
几乎所有的教育方式都要你去习惯时间规范：要学着推迟欲望，遵循进度规划与步调，节制，甚至忽略身体的需求与冲动，直到“正确的时刻”到来，然后一鼓作气勇往直前。
虽然时间规范无疑是由社会建构的，但是它没有披上伦理的外衣，也没有佯装为一种政治规范，而是表现成一种赤裸裸的事实、一种无可辩驳的自然法则。（另一种神话化，就像库恩的科学范式。）
时间规范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具有一种几近极权主义的性质，破坏了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对反思性与自主性的承诺。
伦理批判1：违背了承诺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就是指出个体应该享有自主性。
就算是“自主的”主体，只有通过“语言交流的网络”、构成性的人际关系和社群，才能找到主体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就跟政治的民主参与观念和自治观念密切相关。所以现代性的计划必然就是一种政治的计划。
现代性计划也是一种控制自然力量的计划。现代性也总是悄悄希望克服贫穷、匮乏、疾病、残障、无知等等所有不利的自然情境，让自主的生活不再受到约束限制。
这个计划只有在一个社会已经处于社会加速进程中的背景下才是可能的、合理的。个体若要实现自主性，必须得超越稳固不变的社会秩序，不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以及政治威权和宗教威权）终身固定下来，也不要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再生产下去。现代性的计划之所以能获得正当理由和吸引力，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动力能量”，亦即社会变迁的速度增加了
社会加速与自主性至少原则上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就前文所述的情况来看，现代性从未实现。
在工业化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加速更多是需求而不是承诺。在20世纪，加速具有解放的潜能。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21世纪，这种承诺已经失去了它的潜力，加速的压力强大到席卷一切的地步，个人自主性和集体（民主）自主性的观念都变得不合时宜了。
创造性、主体性、激情，已经不再是为了旧的“现代”当中的自主性，而是为了增强我们的竞争力。
21世纪当中，人们已经不再期待能够通过政治改革来一劳永逸地改善社会条件，也不再期待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达到以民主的方式所制定出来的文化目标和社会目标。相反的，确保、改善社会的竞争能力，亦即保住社会的加速能力，几乎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唯一目标。
在加速的社会情境当中，一方面仍许诺行动者有自主性，但另一方面遵守和实践这个承诺的可能性却越来越渺茫，而这必然会造成异化状态。
异化可以先初步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其中主体一方面可以不受到其他行动者或外在要素的逼迫，亦即行动者完全可以实现另外一种行动可能性，以此来追求主体自己的目标或实现自己想实践的事，但另一方面主体却不“真的”想这么做或赞同这种做法。
每当我们既是自愿，却又违反我们“真正的”意志在行动时，都可能会觉得被异化。丧失自主性，背离现代性的承诺，追求竞争力就是一种异化。
异化与共鸣（Resonanz）
拉埃尔·耶基（RahelJaeggi）的博士论文《异化：社会哲学问题的现实性》将“异化”界定为“缺乏关系的关系”。
“缺乏关系的关系”有两个要点。第一，缺乏关系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人必然处于一种世界关系当中。但是，第二，若这种关系是冷淡、没有回应、静默的，那么长久下来这种世界关系就等同于排斥、推拒着主体，这种关系就像缺乏关系一样，所以异化才会被称为缺乏关系的关系。
异化与共鸣的世界关系相反。“有关系的关系”即为共鸣。
罗萨所谓的“共鸣关系”便是意指一种主体和世界彼此会相互回应的关系。但罗萨强调，共鸣不等于“回音”，因为回音是同一种声音的反复回荡，但共鸣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相互呼应。
共鸣意味着主体和世界以各自的声音在响应，那么主体和世界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让双方的声音相互应和的空间。
不同的共鸣空间形成的不同共鸣形式，称为不同的“共鸣轴”。
第一种“水平的共鸣轴”：人与周遭人际世界的共鸣形式，包括家庭、友情、民主政治体制。
第二种“垂直的共鸣轴”：人与自然，乃至于超越自然的世界之间，例如神、宇宙、永恒时间。典型形式诸如宗教、艺术等。宗教的回归”和日常生活越来越无处不在的“音乐化”事实上是晚期现代的共鸣失败的症状。
第三种“对角共鸣轴”：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共鸣形式，这是连接水平和垂直的。比如学校教育。
共鸣意指主体和世界以各自的声音进行响应，那么这就意味着主体和世界彼此之间最初并不必然会响应对方，而是各自静默自持。因此异化反而是共鸣的先决条件。
所以问题不在于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在于共鸣轴的建立因为异化的持续而遭到阻碍。
有些异化形式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异化形式还是人们想要的。任何想把异化斩草除根的理论或政策，都必然是危险的且潜在地是极权的。
伦理批判2：异化再探；为什么社会加速造成异化？
马克思的五种异化：与自身行动（劳动）的异化，与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物）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异化，与自己的异化。罗萨亦有5种异化。
空间异化
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
如果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迁居，是无法对一个地理空间产生亲密与熟悉的感觉的。这些空间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交织着自己的认同感。
物界异化
物界包含了两种物体类型：我们生产出来的物，以及我们所消费的物。
我们修了十次的汽车、缝补了十次的袜子，都已经跟我们融为一体了，被我们内化到我们自己当中了。我们吸收了这些物，在所有的感官面向上感觉着这些物。它们也标志着我们的个人特质。它们变成我们日常体验、身份认同、生命史的一部分。
这些物与自己是“相异”的。这不必然在本质上会造成异化。但如果这成为我们与物界产生关系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时，就会造成一种异化形式了。
行动异化
与科技产品和科技工具之间的异化。在现代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必须使用各种设备和工具，以此去解决任务。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去学着，也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如何理解它们。异化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了解我们所用的东西、所做的事。
信息过载。这里罗萨举的是大学生选专业与打开电脑写书的时候却只想摸鱼的例子。（摸鱼这种事是自愿的，却又违反“真正的”意志。换言之，我们想摸鱼，又不想摸鱼。有趣的是，考大学填的专业也叫志愿。）
人们几乎找不到时间去做他们真的想做的事。但大家每天却能找得到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看电视（或上网）。在从事他们号称“真的”想做的事情时，会有更好的感觉与更高的满意度。看电视的愉悦度与满意度，却非常低。
“真正的”消费越来越被“购物”所替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都还没有花时间或找时间来读，但还是会把他另外一部名著《白痴》一并买齐。（这完全说中了我好吧。我真的买了这两本书，但《卡》还没看完。最近还想着买5卷的传记。）
时间异化
主观时间矛盾意指体验到的时间和记得起来的时间之间是成反比的。（相对论？）
在体验中快速流逝的（短暂的）时间，在记忆中会转变成延伸开来的（久的）时间。在干等时，会觉得简直度日如年：也许墙上时钟显示只过了十分钟，你却会觉得好像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似的。这两种体验是正常的。
“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这是罗萨想要批判的。）看电视与旅行的差异。旅行是“体验短/记忆长”。
看了一出精彩刺激的悬疑推理剧。当剧情演到杀手就站在路口时，会觉得心跳加速、刺激紧张。观看结束时，你会觉得刚才观赏的时间一下就过完了，就像旅行例子一样。但是，当关掉电视机后，情况跟刚刚提到的旅行例子就不一样了，因为看完电视后，时间在记忆当中并没有变长，而是莫名其妙、几乎毫无痕迹地“咻”地就不见了。一天结束、上床睡觉时，通常看电视的时段不会在所记得的时间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看电视和旅行之间的差异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们是全心全意投入到旅行当中，对任何方面来说旅行都是一种全身心的体验。相反的，看电视是“去感官化”的。我们很难把头转开，紧紧盯着范围很小的屏幕，没有使用其他像是皮肤和鼻子等感官知觉。第二，我们沉浸于其中的电视节目（或计算机游戏）是去背景化的。它们跟我们是什么或我们是谁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们感觉如何、余生怎样，也没有关系。
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的行动或体验都只是“孤立的片段”。这些片段没有在我们脑袋里留下任何“记忆痕迹”。它们对我们过去的体验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我们倾向于（而且我们也的确可以）马上就忘了它们。
时间似乎“落得双重下场”：飞快流逝，却又在记忆里不着痕迹。我们没有让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
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
社会加速单纯而直接地导致了我们的世界关系的崩溃与腐坏。我们无法将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还有与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商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
我们下班后去喝一杯吧！好，但是我们不会想要聊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会想建立泰勒所谓的有实质共鸣的关系。因为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了。在快速变迁、快速相遇的世界当中，这是个问题。
结语
第一，我希望指出，我们需要对晚期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提出一个广泛的分析和批判。第二，我想说明异化概念为什么值得重新引进当代的批判理论。
任何想消除政治异化和文化异化的企图，无疑都会导致哲学、文化和政治的极权主义形式，也会导致个人独裁形式。
晚期现代的由速度、竞争、截止期限所造就的强制规范，创造出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揭示出一种新的异化。
- 这些强制规范导致了一些行为模式和经验模式并不是来自价值或欲望，而是来自与主体的持续异化。
- 与像基督教会这样的社会文化体制类型完全相反，晚期现代情境没有一种潜在的“调解”观念或制度。所有的错误和缺失都直接落到个体身上。如果我们不开心，或无法留在竞赛当中，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
如果这个世界太难捉摸，以至于人们也没办法按照计划形塑政治意见，没办法理性地重构政治意见，也没办法去认识、掌握政治意见，那么这不是造成异化的原因，而是异化的结果，这种异化的核心来源是因为晚期现代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彻底的（时间面向的）扭曲变形。